，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则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一个“独”字在这里是语气助词，不是单独的意思，郝经是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关于元好问气节问题的争议，崔立碑事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两个焦点：一个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如此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焦点就是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这似乎趋势逢迎。然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这在敬仰他的后人眼里似乎更像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本文作者：陈力方，摘自《山西晚报》【原标题：访三晋历史名人故里之三十六：元好问两朝文人的才情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