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国人眼里，研究中国历史，最可靠的还是官史，官史较之稗官野史，似乎更有权威性。煌煌官史，可以是凌烟阁，可以是耻辱柱，进入凌烟阁的，都是忠臣良将，绑上耻辱柱的，都是奸臣佞吏，只要在官史上留下几行文字，无异于盖棺论定。然而，在《宋史·卷四百七十四》中，关于韩侂胄的史实和评价，很可存疑。本卷的列传二百三十三，其实是奸臣专辑，其中的韩侂胄，是与蔡京、秦桧、贾似道等量齐观的巨恶元凶。

　　韩侂胄，字节夫，南宋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在宁宗一朝，曾任枢密院都承旨、平章军国事、开府仪同三司。谈到宋宁宗，不能不对其当政时的时代背景略作介绍。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即宁宗执政之初，上距北宋亡国的靖康事变已近70年，距岳飞被害也已54年。这期间，除了公元1163年宋孝宗赵昚(shèn)发动过一次失败的符离集抗金战事，南宋小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始终做着偏安东南，苟延残喘的“临安梦”，赵构祖孙作为金帝国的“侄皇帝”，不仅割地称臣，而且岁岁进贡。

　　既然韩侂胄是一个“名垂青史”的奸臣，那么，在这一特定背景下，他有哪些劣迹呢？择其要者，主要有三，一是禁止道学，二是崇岳贬秦，三是兴兵北伐。

　　先说他禁止道学。朱熹是南宋时理学的代表人物。面对国土沦陷，朝廷偏安的现状，作为宁宗的“帝师”，朱熹整日向赵扩灌输“天理人欲”的陈腐之说，“正心诚意”的空泛之论，并借讲学之机，几番干预朝政，终于引起皇帝的反感，认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从而免去了他的侍讲资格。在当时的朝廷奏对中，对朱熹十分不利，理学被斥为“伪学”，称其“依正以行邪，假义以干利”。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朱熹有“六罪”之多。朱熹被迫上表认罪：“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承认“私敌人之财”、“纳其尼女”等，且“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在此情况下，赵扩下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撤销了朱熹之职务，其门徒也如鸟兽散。这一事件，史称“庆元党案”。即使从《宋史》所载，此一事件之决策，似乎以宁宗为主导。

　　次说崇岳贬秦。对岳飞、秦桧的评价，一直是南宋战、和两派争论的焦点。公元1141年，岳飞被赵构、秦桧迫害冤死狱中。孝宗一朝，才为岳飞平反昭雪，追复原官，并加谥武穆，但并未清算秦桧的罪行。公元1204年即宁宗嘉泰四年，韩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从政治上予其高度褒奖。秦桧是在害死岳飞14年后才寿终正寝的，高宗赵构竟然加封他为申王，谥忠献。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在韩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决定，削去秦桧的王爵，并把谥号改为缪丑(荒谬、丑恶)。贬秦的制词说：“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一时传诵，大快人心。韩侂胄的崇岳贬秦，大大鼓舞了主战派的士气，沉重打击了投降、妥协势力，为北上抗金做了舆论准备。

　　再说兴兵北伐。韩侂胄主政后，朝廷中被排斥的主战官员得到起用，一直投闲置散、已是桑榆晚景的著名爱国志士辛弃疾、陆游重新进入朝廷视野。为了建立北伐的“统一战线”，朝廷对遭到整肃的道学人士采取了驰禁政策。韩侂胄更是置生死于度外，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应当说，在北伐决策过程中，韩侂胄在政治上的准备是充分的。赵宋朝廷南渡以来，由于长期偏安，文恬武嬉，不思恢复，以致武备不整，人才尽失，因此，此次北伐在军事准备上并不充分，战略上也有可资检讨之处。虽然战争开始阶段取得了局部胜利，但由于以上原因，特别是身处四川前线的指挥官吴曦和安丙，或叛变投敌，或钩心斗角，使得敌军得以全力攻淮，这次洗雪国耻、恢复中原的努力，终于功亏一篑。

　　韩侂胄的结局是悲惨的。南宋兵败之后，韩侂胄不仅被史弥远阴谋暗杀，而且将其头颅送给敌国“函首传边”。史弥远掌控朝廷大权后，不仅对外推行投降乞和政策，而且恢复了秦桧的申王、忠献“待遇”，并与金国订立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议”。人们不解的是：在《宋史》中，卖国求荣、追捧秦桧的史弥远不是奸臣，而志在恢复、举兵抗金的韩侂胄倒成了奸臣？《宋史》的修撰者，若非抄袭史弥远改篡之史料，就是元代理学信徒之所为。诚如近代史学家邓之诚所说，韩侂胄并“不尽如宋史所诋”，说韩侂胄是权奸误国，“不免门户道学之见。”(《中华二千年史》)由此可见，理学之杀人，岂仅“存天理，灭人欲”，此亦显例之一。其实在当时，著名词人周密就曾提出异议，韩侂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齐东野语》)在韩侂胄这里，“胜败乃兵家常事”没人提了，“不以成败论英雄”不适用了，《宋史》的修撰者竟然污蔑韩侂胄北伐抗金的动机系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真是诛心之论。由此韩侂胄为奸臣，实在是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了。（安立志）【原标题：韩侂胄——《宋史》中的一缕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