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客死杭州,是两宋历史的一大拐点。
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金兵大举南侵,企图灭宋;宋军奋勇杀敌,全线告捷。
顺昌(今安徽阜阳)之战,刘 以少胜多,击败金军。而后,韩世忠、岳飞凯歌高奏,捷报频仍。
“岳家军”郾城(今河南漯河市郾城区)大捷,击溃金军主力;之后,收复郑州、洛阳等,挺军朱仙镇,直逼东京汴梁。
北定中原,就在眼下。
在此关口,高宗、秦桧命令各路宋军班师,“十年之力,毁于一旦”。
宋军退兵,已经光复的国土,也拱手给了金人。
可战而不战,为的是彻底“求和”。
为向金人“示和”,高宗将韩世忠、岳飞、张俊召至行在(今浙江杭州),委以国家军委主席、副主席,解除了他们集团军司令员之兵权。
向金求和,金以“必杀岳飞”为条件。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达成“和议”共识;十二月末,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绍兴十二年三月,“和议”走完了全部手续。
“绍兴和议”要点如下——
称臣:南宋向金称臣,即“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主册封赵构为皇帝。
划界:金与南宋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宋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
纳贡:南宋自绍兴十二年开始,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年。
岳飞死于“绍兴和议”。
大宋就此遭到“腰斩”,而有了北、南“两宋”……
岳飞结缘韩琦曾孙韩肖胄
写“韩琦与昼锦堂”,怎么突然冒出了岳飞?
因为岳飞家在相州汤阴,就让岳飞给力“韩琦与昼锦堂”?
当然,不是。
没有“昼锦堂”的“打工”锤炼,岳飞身前也许成不了抗金名将。
没有韩琦也就是“昼锦堂后裔”、南宋宰相韩侂(tuō,此前注音有误——编者)胄为其尽洗不白之冤,岳飞身后也许就永远游走在“黑白各表”的争议中。
岳飞身前身后事,都与“昼锦堂”密切相连。
昼锦堂,起初只是韩琦知相州(今安阳)期间在其官署后院营造的康乐园中的一个单体建筑。
因了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太过给力,“昼锦堂”成了韩琦一系韩氏裔孙的堂号;昼锦堂裔孙遍布世界,至今已有80万之众。
岳飞能在昼锦堂“打工”,盖因神宗对韩琦家族有个“优礼老臣,不避本籍”的任职诏令——
“公(韩琦)殁后,其子忠彦以坟墓缺照管,乞以其弟粹彦监相州酒税。神宗御批曰:‘韩琦有功于国,特依所乞。今后常注其现仕子孙一人,随本资任,当相州一差遣。’后琦之孙治守相州,治之子肖胄乞侍其父疾,(徽宗)诏即除肖胄守相州,代其父任。徽宗谓曰:‘先帝(神宗)诏韩氏世官于相,今父子相代,荣事也。’琦守相,作昼锦堂;治作荣归堂;肖胄又作荣事堂。三世守乡郡,人以为荣。此又特宠勋臣,而使世官乡邑,不避本籍者也。”
韩肖胄(1075~1150)在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知相州,《宋史·韩肖胄传》云:“在相四年……肖胄策幽蓟(金国)且有变,宜阴为守备(暗地里做好防备)。已而金骑入境,野无所掠而去。”
就在韩肖胄始知相州的宣和元年,岳飞(1103~1142)有了儿子岳云。
家庭负担陡增,17岁的岳飞只好出去“打工”找钱。
岳飞到了“昼锦堂”,当了韩家的佃客。
岳飞之孙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云:“宣和四年……春三月,贼首张超率众数百,围魏王韩琦故墅。先臣(岳飞)适在墅告籴,怒曰:‘贼敢犯吾保耶(乱贼竟敢冒犯我的地盘——由是观之,岳飞既是韩府佃客,也是韩府‘保安’)!’起而视之,超方恃勇直前。先臣乘垣,引弓一发,贯吭而踣(张超被岳飞射穿喉咙而倒毙)。贼众奔溃,墅赖以全。”
此时,韩肖胄年近五十岁,岳飞二十来岁。
此番“救主”,至少韩肖胄对岳飞建立起了某种信任。
韩肖胄在高宗时代担当南宋“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国家军委副主席,本名签署枢密院事,避宋英宗赵曙讳而改)等高官期间的某些奏表,至少也为“岳家军”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好的政治环境。
《宋史·韩肖胄传》云:“(建炎)三年(1129年),拜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充通问使(出使金国长官)……五年,诏问前宰执战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军皆畏服西兵(西北军人)劲锐善战,今三帅所统多西人……自荆、襄至江、淮,绵亘数千里,不若择文武臣僚按行计度,求险阻之地,屯兵积粮,则形势相接。今淮东、西虽命宣抚使……势孤力弱,难以责其固志。当移二将于江北,使藩篱可固(岳飞镇守荆、襄,移于‘江北’)。’又言:‘……畿甸(汴梁附近)、山东、关河之民怨金人入骨,当以安集流亡,招怀归附为先。今淮南,江东、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给粮,捐其赋租,必将接迹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旷土甚多,沿江大将各分地而屯,军士旧为农者十之五六,择其非甚精锐者,使之力耕,农隙则试所习之技艺,秋成则均以所种之禾麦,或募江北流徒及江南无业愿迁之人分给之,创为营屯。止则固守,出则攻讨(‘岳家军’之形态,就是如此这般)。’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杭州),提举万寿观,寻除签书枢密院事……”
在岳飞被害事件上,韩肖胄肯定不是参与者。
也许势单力薄,也查不到他的反对之声。
但是,韩肖胄不是“绍兴和议”的受益者。
“绍兴和议”后,韩肖胄退休赋闲,“与其弟膺胄寓居于越(绍兴)几十年”。
韩琦曾孙韩 胄力挺岳飞
“西湖万顷,楼观矗千门。春风路,红堆锦,翠连云。俯层轩。风月都无际……看贤王高会,飞盖入云烟。白鹭振振,鼓咽咽。
“记风流远,更休作,嬉游地,等闲看。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韩琦),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直使长江如带,依前是、保赵须韩。伴皇家快乐,长在玉津边。只在南园(韩侂胄的府第)。”
爱国词人辛弃疾《六州歌头》歌唱的,是韩琦之孙的儿子,南宋宰相韩侂胄。
爱国诗人陆游也为韩侂胄作了《南园记》,云:“……逮至于公(韩侂胄),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韩琦)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志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
韩献子,也就是韩厥,为韩氏先祖,晋国将军。
当初,韩厥为赵氏家臣;后来,韩厥力扶赵氏孤儿。
“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春秋时代“韩与赵”的故事,在赵宋,自韩琦、韩忠彦到韩侂胄,依然被不断地“复制”着。
诗人词家缘何如此这般高唱韩侂胄?
一切,还是先从韩侂胄“崇岳贬秦”说起。
“和”与“战”,是南宋一朝的“主旋律”。
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元凶,就是力主与金“媾和”的秦桧。
宋高宗一朝,将岳飞与蔡京、童贯并列,都是王朝的大奸大佞。
宋孝宗即位,倾向于抗金复国,“诏复飞官,以礼改葬”,并追谥岳飞“武穆”。
孝宗似乎给岳飞平了反。
孝宗为岳飞之死定的调子是“坐事以殁”,隐晦得很;公文亦讳言冤狱,只是说岳飞“隽功未就,伟志莫伸,身随以殒,有遗憾焉!”
追谥“武穆”,不是盛谥;“改葬之礼,非复典彝;官其诸孙,仅同卒伍”。
似乎还不如不平反:“是则雪飞之冤,而取众怒,不若不为之为愈(较好)也”。更何况,“大臣谥之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渡江后,秦桧谥忠献”。
孝宗只是“复飞官”,一点儿也不想说制造冤狱的秦桧的事。
岳飞之子岳霖遗言:“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
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在韩侂胄的主导下,追封岳飞为“鄂王”,追夺秦桧王爵与“忠献”之谥,改谥“谬丑”、“谬狠”。
至此,套用岳霖的遗言,岳飞终于“忠尽显,冤尽白”。
崇岳贬秦,也许多少还因了“老乡关系”乃至“私人情感”:岳飞与韩侂胄都是家在相州,而且岳飞还在昼锦堂“打过工”,护卫过昼锦堂,使其免遭贼寇洗劫。
次年,也就是1205年,宋宁宗改元“开禧”。
缘何“开禧”?
甚至金国,都从“开禧”里嗅到了战争的味道:“宋人置忠义保捷军,取先世开宝(太祖年号)、天禧(真宗年号)纪元,岂忘中国者哉!”
宋朝年号,基本上反映的是当朝帝王与大臣要干的大事情,堪称风向标式的“总路线”。
崇岳贬秦,更重要的是为了北上伐金,“风励诸将”,统一南宋军民的思想。
由是,南宋一时军政修明,人心振奋。
于是乎,宁宗诏曰:韩侂胄主导“开禧北伐”……【原标题:崇岳贬秦,韩侂胄尽洗岳飞之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