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传綵老人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

　　“对于流失的东西，父亲想办法借钱也要把珍贵的收藏品文物买回。”张传綵说，父亲以高价买回的《游春图》，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现在已成为镇院之宝。

　　作为一代收藏大家，张伯驹一生醉心收藏，最后还珠于民，但却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张伯驹曾说。由此，人们惊叹他的天资超逸，而又翛然尘外。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张伯驹先生被称为“奇人”，在你眼里他奇特吗？

　　张传綵：父亲是个奇人，父亲老家在河南项城，是个旧官僚家庭，兄弟姐妹唯独他不抽大烟不喝酒，他的弟弟张家驹就因为吃喝嫖赌，把家里的地都卖了。父亲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呆过一段时间，20岁毕业后，在吴佩孚、张作霖部任职，升至旅长。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对军阀混战的局面彻底失望，从此放弃行伍仕途，协助父亲打理银行，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但他喜欢琴棋书画，30岁时开始收藏书画。我爷爷就说他是败家子。但所谓的败家子（行为），现在看都是对我们国家有利的。

　　父亲是个慷慨的人，只要有困难的人找到他，父亲总肯帮忙。我们钱不够的话也会想办法向别人借了给他。包丹庭家有困难，找到父亲，但没有直接说借钱。父亲为了帮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换了房子，由于包丹庭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一些，父亲还贴给他一些钱。

　　父亲喜欢字画，看什么东西都是过目不忘，老先生们家里书架上的书，只要父亲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父亲都能记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一些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银行里，没有放在家中。

　　父亲是个怪脾气，人家叫他“张大怪”。一次，有个他不喜欢的人来找他，父亲在下棋，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人家。我只能招呼客人说，您请坐，请喝茶。我还问父亲，爸爸您怎么不理人家啊，他还是不吭声，也不理我。对于不是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是这样。谁的品德高尚，谁的品德低劣，父亲心里有数，他什么都不说。

　　艺术评论：别人眼中的“民国四公子”、文化奇人、才子，在父亲这个角色上，留给你怎样的回忆？

　　张传綵：父亲喜欢女孩子，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父亲特别喜欢，从小带她们出去玩，到莫斯科餐厅去吃饭，这与他和我母亲关系好是有关系的，夫妻感情好，对孩子就好，爱屋及乌。母亲则喜欢男孩。

　　平时，父亲对我们的管教少一些，母亲则多一些。母亲脾气大，对我们管教严格，对我们不满的时候还拍桌子，我们则听着不敢吭声。等我工作了，母亲还教育我涨工资的事情都不要和领导主动提。父亲则不管这些事情，不过，我和丈夫在西安工作的时候，夫妻俩工资加在一起一个月才110多块钱，养了4个孩子，父亲总是问我是不是有困难了，还替我算账说，你孩子多，挣的钱不够花啊。

　　艺术评论：父亲在收藏、艺术方面的一些见解和心得，是不是也经常教授给你？

　　张传綵：父亲出身于一个旧官僚家庭，在生活问题、经济问题上不允许我们小孩过问。包括收藏的一些事情，父亲从来不对我们小孩子讲。平时有客人来，允许小孩子出来，你就见，比如比较熟悉的戏曲界的，我们小孩子在一旁听父亲倒是不管。

　　家里以前接待的都是文人，戏剧界、书画界的人士，我们住在西城大拐棒胡同，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宅子里时，那个房子大、院子也大，每个礼拜父母都有几次要请客，研究美术、京剧，很多名家都到我家来。父亲买字画、艺术品从来不讨价还价。母亲也相信父亲的眼力和水平，只要是在书画、文化艺术上的事情，母亲是相当配合父亲的。经济问题上父亲一点也不过问，钱有与没有，都是母亲在掌握。不过，我家也并不是老是有钱，没钱了也要去借。

　　家里吃饭也不是整天山珍海味，父亲吃饭比较挑剔，有肉的饭菜，肉不吃，但要喝它的汤。冬天的时候就炖肘子熬白菜，或者鸡汤熬白菜，但父亲不吃肘子也不吃鸡肉，只吃白菜喝汤。父亲还喜欢猫、狗这些小动物，家里也养了小猫。

　　父亲最喜欢古代的十番音乐，也有不少京剧名家经常和父亲来往，我也耳濡目染，效仿他们的唱腔。母亲喜欢弹琵琶，我喜欢弹古筝。我工作后还在单位演过京剧《起解》，昆曲演过《扫花》。但我的父母从不强迫我去学这些东西。刚解放时，甚至我参加文工团的时候，还遭到父亲的反对。我报名去了文工团后，父亲马上派人把我叫回来了。

　　艺术评论：对于有价值的藏品，张伯驹先生曾为此倾家荡产甚至危及到了生命。当时的具体细节是怎样的？

　　张传綵：对于流失的东西，父亲想办法借钱也要把珍贵的收藏品文物买回。当时《游春图》流到琉璃厂的一个老板手上。父亲认为，这样珍贵的书画，不宜私人收藏，应归故宫博物院。他便找到故宫博物院，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还要求院方致函古玩商会，告知此卷不准出境。然而故宫博物院既不答应将此卷买下，也不愿致函古玩商会。最后，父亲决定自己出钱购买。由于钱不够，父亲忍痛将大拐棒胡同的房子，也就是原属李莲英的一处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换得220两黄金，另外加上母亲当卖首饰换来的20两黄金，才将《游春图》收下。

　　1941年初春，父亲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才能赎出他。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父亲说，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如是僵持了近8个月，后来，母亲四处筹措了40根金条，才将父亲赎出，书画则一张未动。

　　现在，《平复帖》和《游春图》都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艺术评论：为什么会把这么珍贵的藏品捐献出去？

　　张传綵：1956年，新中国第一年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父亲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可是家里没钱。父母就商量，共产党其实很好，有组织有纪律，我们不能听别人瞎说，亲眼见到的才为实。

　　说到这里要插一句，在解放军到北平之前，谣言很多，社会上有种看法是对共产党的到来有点恐惧。我们全家也曾打算去美国，父亲为此找好了翻译，做好了衣服。最后要去的时候，父亲想，“我是中国人，为何要到国外去？他们让我去，但我一个中国人在国外能干什么？”那时候父亲60岁了，他其实怀疑人们对共产党不信任的说法。最后，父亲决定，“我不能走，我是中国人，死也要死在中国。”

　　父亲觉得干脆把收藏的东西捐给国家，如果不捐，也不安全，画被偷被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