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禅宗由梵至华的演化中，并未抛弃印度禅的核心，只是让其形式更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和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以后的中土禅宗虽一花五叶，变化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基础和宗旨均不出达摩祖师所倡导之“二入四行”之法。

　　广州是达摩祖师入华的首站，这里留下了许多有关他的遗迹和传说。西来庵（今广州华林寺）、洗钵泉、达摩井等都是达摩祖师在岭南传法的见证。广州光孝寺为达摩祖师入华驻锡之首刹，大开东山法门之第一站。中国禅宗的传播和发展与号称“海滨法窟”的广州有着源远流长的法缘、人缘和地缘关系。

　　中国禅宗之成形实源

　　从汉魏至唐宋的千余年间，来华弘传佛法的印度高僧大德不计其数，若说他们中在中国社会的知名度最高的，则非菩提达摩莫属。

　　其实，印度禅法及相关禅定经典之译介并非始于菩提达摩，而是始于汉末来华的西域僧人安世高，此后支谶到佛陀跋陀罗都曾先后译介并传授过印度禅法。然而，菩提达摩之所以被称为禅宗初祖，首先，是因为在他之前的诸大德所传之禅法只是佛门三学中的定学，并非全部解脱之道，而达摩所传为禅学，其禅修是一个完整系统的调理身心、见性开悟的解脱之道，而并非只是禅定，即通常所说的“三摩地”（Samādhi）；其次，达摩所传有明确的师承，即南印度禅修解脱之一大宗派，这一法脉世系虽有诸多编造之嫌，但其一脉相传却是真实不虚的；最后，虽然达摩初入华时影响较小，但及至五传之后，终于开花结果，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因此，中国禅宗之成形实源于达摩之禅学，而非汉末安世高等大德之禅法，所以他被中国禅宗公认为东土初祖。

　　真实形象仍在历史云雾中

　　虽然达摩祖师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和禅宗大师，但记录其生平行迹的原始文献则凤毛麟角。而且，如顾颉刚在研究中国上古史料时所认为的那样，相关文献材料是“层累地制造”出来的，即越接近其所处的时代，材料越是少之又少，而时代离其愈远，文献材料则愈加丰富系统。

　　初唐以前，有关达摩祖师生平行迹的材料主要是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在《伽蓝记永宁寺条》和《续僧传达摩本传》中，有关记述达摩祖师生平事迹的文字均极为简略，甚至可以说是语焉不详。而后来的文献，从《楞伽师资记》到《景德传灯录》，从《祖唐集》到《指月录》，有关达摩祖师的记载变得日益丰富起来，有关其生平事迹也描述得日益细致具体了，甚至可以详细到某月某日的言行。这些当然要归结于禅宗在唐末以后的繁荣兴盛，禅宗各派为了树立自己的法统，便不断地制造了东土初祖达摩言传身教的细节。对这些真伪参半的文献资料，中外学者曾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力图还原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菩提达摩。然而直到现在，达摩祖师的真实形象仍然笼罩在历史的云雾之中。

　　尽管达摩祖师被附会了众多的神异和传说，但作为沟通中印禅学的桥梁，作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其历史的真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这种附会传说日渐丰富的现象，对于每一位宗教大师来讲，在历史上也是常见的。透过这些离奇的传说，我们还是大致可以勾勒出达摩祖师的生平行迹和禅学要旨的。

　　籍教悟宗基本弘法模式

　　菩提达摩（梵名Bodhidharma），“摩”亦作“磨”，略称“达摩”或“达磨”，文献中以称“达磨”者居多，意译为“道法”或“觉法”。据《续高僧传》卷16及《景德传灯录》卷3记载，达摩祖师为南天竺人，其最为脍炙人口并为后人所反复称引的是其与梁武帝萧衍关于“功德”的对话和入寂前与嗣法弟子间关于“所得”的谈话。

　　两段对话以明代瞿汝稷所集的《指月录》记载最为翔实。《六祖坛经》中记载，韦璩曾就达摩祖师称梁武帝无功德的对话请教过六祖，六祖答言：“实无功德，勿疑先圣（即达摩）之言。”这说明在六祖时代，关于梁武帝有无功德的问题就是佛门常常谈论的话题之一。虽然《指月录》式的记载夹杂了不少附会增益之辞，但其基本史实还是可信的。我们可以看出，达摩禅法是重精神解脱而轻物质布施的，是重体证开悟而轻经教解说的。解脱之道就是要体证自己本有的“净智妙圆”，清净佛性；见性之法，不在言说，而在力行，故不发一言的慧可得其精髓，传以衣钵。

　　《续高僧传》谓其“随其所止，诲以禅教”。短短八个字，道出了达摩祖师籍教悟宗、传授禅法的基本弘法模式。其所籍经教为求那跋陀罗所译四卷本《楞伽经》。其所传之法门为“二入四行”，其中的 “二入”即理入和行入，“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和称法行。前二行教人正确应对顺逆之境，后二行则教人知苦断欲，依教修行，自觉觉他，通过认识自身本有之“真性”而达到超脱一切的精神境界。

　　达摩祖师以四卷《楞伽》教人，认为“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达摩所传虽以见性为目的，但仍然是印度传统的籍教悟宗之法。所以先得“理入”，从经典上起信、起解，然后才是 “行入”，使自己的整个行为契入开悟之途。但受当时重视义理研究、忽视体证实修风气之影响，三传之后，真参实修之学，逐渐变成名相释义之风，哲人之慧一变而为经师之学。另外，达摩禅修之法，主张渐修以达顿悟，这也与《楞伽》事须渐修、理则顿悟的思想相符。至六祖时，针对重禅定过程、轻体认本性的弊端，提倡定慧一体，顿悟成佛，因而形成了人们常说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中国禅宗（南派），由此，才有“诵经三千部，曹溪一句亡”的接引风格，完成了印度禅向中国禅的转变。

　　在禅宗由梵至华的演化中，并未抛弃印度禅的核心，只是让其形式更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和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以后的中土禅宗虽一花五叶，变化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基础和宗旨均不出达摩祖师所倡导之“二入四行”之法。因此，达摩祖师实际是印度禅学向中国禅宗深化的桥梁和阶梯，是中印禅文化交流的关键和枢纽。作者：何方耀（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历史系）【原标题：初祖达摩的生平行迹和禅学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