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士大夫眼前的问题是。东汉政权已然瓦解，“匡复之志”并不能依靠皇权自身的力量来实现。他们所习惯的、适应于统一政权的政治观念失去了依托之所，如果没有认识到时局的变化，坚持以传统的方式维护汉天子的权威，往往会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

    董卓乱政，忌惮握有兵权且甚有威望的皇甫嵩，于是以汉帝的名义征召皇甫嵩为城门校尉，实为解除其武装。皇甫嵩忠于皇命，不顾现实而应征，遂使关中、陇右皆成董卓的势力范围，反而助长了董卓的气焰，使朝廷局面更加不堪。董卓死后，汉献帝在关中被李催所控制。陶谦等关东诸将推朱倘为太师讨李催迎天子，李催亦以朝廷名义征召朱俏。朱儁认为“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不从陶谦而赴长安。与此同时，司徒王允在朝廷与李催相周旋，命宋翼、王宏分别出任左冯翊、右扶风，为朝廷外援。李催欲杀王允而先征宋翼、王宏入朝。王宏认为“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但宋翼坚持“王命所不得避”而应征，于是二人人朝旋即被杀，客观上纵容了李催等为乱关中。

    可见，当朝廷之名为权臣所窃，迂腐地尽忠实则是遂权臣之意、陷朝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因而欲行匡复之事，首先便要直面乱世，在当时的政局中，依托割据群雄、借助他们的力量，就成为那些试图中兴汉朝的士大夫的唯一选择。

    董卓乱政时，张承“欲合徒众与天下共诛卓”，张昭劝他说：“今欲诛卓，众寡不敌，且起一朝之谋，战阡陌之民，士不素抚，兵不练习，难以成功。卓阻兵而无义，固不能久；不若择所归附，待时而动，然后可以如志。”张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单薄“难以成功”，所以主张“择所归附”。然而“归附”的目的在于 “待时而动”，最终要“如志”即实现匡复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亦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后汉书·荀彧传》说他“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闻操有雄略，而度绍终不能定大业”，“乃去绍从操”。荀彧洞察时局，“择所归附”是择强而仕，其目的在于实现“匡佐之义”。可见，荀彧与曹操的结合，绝非建立简单的府主与僚属关系，彧者私人依附关系，其间隐含着政治合作的意图。故而，范哗论曰：“察其定举措，立言策，祟明王略，以急国艰，岂云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乎。”范哗将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种策略。并肯定这种策略的正义性。

    观荀彧生平所为，“崇明王略，以急国艰”最典型地表现在他力劝曹操迎汉献帝一事上。荀彧言辞间虽以晋文公纳周襄王、刘邦为义帝缟素作比，有笼络人心之嫌，但观其本心，实为颠沛流离的汉献帝考虑：

    “今车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

    可见荀彧首先考虑的是存汉之本，顺民“怀汉之思”，防天下之逆节。所以范哗认为他并非“因乱假义”，“以就违正之谋”。此举也为裴松之所盛赞：“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岂非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乎?”在称赞荀彧有功于“苍生”之外。裴松之外，裴特别强调了是荀彧使汉祚延长了二纪，并认为这是荀彧之“本图”，是“仁恕”。

    与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还有沮授。袁绍初兴，沮授即劝他“西迎大驾，即宫邺都”为奋斗目标，其后又力劝袁绍迎汉献帝，认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

    可见，荀彧出仕割据群雄，选择迂回曲折的途径来达成“匡佐”的目的，这绝非是其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汉末乱世时士大夫的普遍动向相一致的。正如范哗所言：“士虽以正立，亦以谋济。”对于怀抱匡复之志的士人而言，这种权谋是“本于忠义之诚”的权谋，最终是要“归成于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