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以作诗当一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一样；当感觉强烈，情绪奋兴的时候，他不期然的写了。”叶圣陶在诗评《玉诺的诗》中，这样描述徐玉诺的创作状态。

　　叶圣陶继续写道：“他的稿子，往往有许多别字和脱落的地方，曾问他为什么不仔细一点，他说：‘我这样写，还恨我的手指不中用。仔细一点写，那些东西便脱逃了。’”

　　徐玉诺绝不是苦吟派，读他的诗，常觉得诗韵随着内心的激情自然起伏，用叶圣陶的话说，“这么自然，没有一点雕琢的痕迹，这么真实，没有一些强作的呻吟。”

　　或许随心所欲是徐玉诺最大的个性，他内心有写作的愿望，就“不期然的写了”，兴之所至，一日数章诗文；写作的愿望消失了，也就“不期然的”停了笔，“五六年来报章杂志只字不曾寓目”。

　　当然，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他突然退出文坛，令很多人遗憾而又无从索解，后来也有不少研究者试图了解各种原因。有人认为是因为他远离文化中心，缺乏开放式的“多方面吸收营养的素质”；有人认为生活重压和家庭连续的不幸，使他心灰意懒，也迫使他为谋生四处奔波，不能安心创作；也有人认为，过分悲哀后的消极情绪，以及性格中的浪漫主义因素，使他“陷入可怕的放任自流”，因此限制了他在创作上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这个问题，徐玉诺个人没有做过正面回答，但1935年，他在淮阳中学开学典礼上的一次演讲，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位前辈诗人。这篇演讲的题目叫《修行重于修辞》：“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篇好文章。写文章要注意修辞，但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修行。真正的爱国思想和行为，比修辞更重要。一个爱国人物的一生行为，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所以修行重于修辞。”

　　重修行甚于修辞，是徐玉诺的人生信念，或许是他放弃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他所说的修行，是指人生的大原则，大方向；至于细节，他却有点粗枝大叶。他一生重仁重情重义，爱国爱家爱友，信守自己的人生原则，不苟且、不随遇而安；而为人率性自由，不拘小节，纯无心机。这种反差，产生了很多谐趣的“怪”故事。在他是再自然不过的举动，别人看来却是奇闻怪事，是狷介之举，是“异行”。

　　对于徐玉诺这样的怪人，胡适却很赞赏：“说人家未说的话，做人家不做的事。社会一班人就给他一诨号，叫他‘怪物’。怪物原有两种，一种是发疯，一种是个性的表现。这种个性表现的怪物，是社会进化的种子……社会的进化，纯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牺牲名誉、性命，而做可怪的事，说可怪的话以演成的。”

　　曾任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的张默生是徐玉诺的同事、朋友，他写作的《异行传》一度风靡，其中一个人物就是“怪诗人徐玉诺”。在讲述了徐玉诺诸多奇异不群、特立独行之逸事后，张教授写道：“作者所注意的，只是玉诺君的生活，故于他的诗及小说，均不叙及，因为他的实生活才是他的全部作品。”

　　徘徊故乡天涯间

　　徐营村位于平（平顶山）鲁（鲁山）公路旁，这是一个有4000多人的大村落，徐玉诺故居就坐落在这个村庄中。

　　故居是一处朴素的农家院落，坐西朝东，东西各有三间房舍，冬日的风中，七八棵小松树装点出满院的葱翠。

　　故居的西屋布置成了展室，外面两间的墙壁上，错落有致地挂着徐玉诺各个时期的照片，把人带回远逝的岁月。照片大多是合影，不管是多少人的合影，最吸引人眼球的都是徐玉诺，特别是他的眼神，不管青丝还是白发，他的眼神始终如一：漆黑的双眸，牢牢地盯着你，与其他人的眼睛相比，他的眼眸如聚光灯。

　　里间门口，是一张让人不敢坐下的“老”躺椅，房间最里面是一张旧床，墙壁上挂着一把老旧的雨伞，靠窗户的旧书桌上，老式台灯、竹壳保温瓶都渲染着怀旧的色彩。据说一切按照徐玉诺生前的样子摆放。

　　这个纪念馆规模不大，也很朴素，但所有的安排布置显然都十分用心。为徐玉诺做这一切的，是他的女儿徐西兰，孙子徐鑫、徐森。

　　徐西兰曾参加抗美援朝，后来转业到了武汉。六年前，她和两个侄子创建了这个纪念馆，此后每年都要回来住几个月。对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故居的老躺椅、旧雨伞，牵连着烟雨般的思绪，无法言说也不用言说。在这里，她觉得温暖；离开了，梦里都牵挂。

　　这里也曾是徐玉诺魂牵梦萦的地方。

　　徐玉诺曾在河南、吉林、福建、山东的20多个学校工作过。他很少在一个地方待两年以上，也没有像众多五四作家那样落户大城市，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让他一次次回归家乡。他曾在厦门大学工作，并负责编辑一份报纸的副刊，但几个月后就待不下去了，因为和当地人言语不通，“说个事儿都得写纸上”，觉得别扭，于是辞职北归。“在外一不顺心，就回老家了。”对徐玉诺深有研究的鲁山人乔书明先生如是说。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家乡也不能“禁锢”徐玉诺，他长期在家乡与天涯之间徘徊。感谢那时候中国人迁徙流动的自由，徐玉诺得以周游南北，浪迹天涯，行踪不定。他的足迹遍及十余省，先后在河南、山东、吉林、福建二三十所学校工作，其中有私塾、小学、中学、大学，有师范也有职业学校、成人学校。伴随着四处漂泊的脚步，徐玉诺特立独行、至情至性的故事，在全国知识界流传。

　　送人千里周游南北

　　1921年夏，徐玉诺从河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即回家乡担任鲁山公立小学校长兼国文教员。不过这个校长他只当了半年多，第二年年初，他辞职赴上海参加文学研究会的会议，随后去福州英华书院教书，几个月后辞职北归，路过苏州时，他去水乡？直镇拜访笔友叶圣陶，两个人已通了两年的信，很谈得来。

　　那天一大早，叶圣陶就去码头等候，他后来的记述，真切感人。听到“报到的汽笛”，“期待的心紧张到了十二分”。乘客登岸，叶圣陶逐一打量，只见一个人黑布的衣服，沾了很多泥污，苍黄的面孔，眼睛放射神秘的光，胡子乘风飘拂，“我仿佛被神秘的主宰命令似的”，抢上前去，握住那人的肩：“你——玉诺！”那人的目光“注定在我的脸上，几乎使我欲避开”，这么端详了一会儿，“随即紧握我的手道，‘你——绍钧（叶圣陶名绍钧，字圣陶）。’”

　　叶圣陶回忆道：“这当儿有一种不可说的感觉，只觉得满足，至今不能忘。”的确，那一次握手，让相隔千里的两人结下了跨越生死的友情。叶圣陶为这次造访写下速写《火灾》，这也成为他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名字，他还写出了万言诗评《玉诺的诗》。而徐玉诺在交谈中表示，将把故乡兵燹匪祸的惨烈写成一系列小说，逐篇寄给叶圣陶看，后来他也兑现了这个承诺，写出《一只破鞋》、《到何处去》、《在摇篮里》等名篇。

　　两人的情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徐玉诺去世20多年后，出任部级高官的叶圣陶还在牵挂着故人的后代。

　　告别叶圣陶，徐玉诺回到河南，在临颍甲种蚕校担任国文教员。在这里他工作了一个多学期，这次没有辞职，是不辞而别。说起来，这次离去，徐玉诺自己也毫无预料。那天一位朋友北上，他将朋友送上火车后，似乎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就决定把朋友送到郑州。一路上谈论很是热烈投入，火车到了郑州也不知道，从郑州开动时方才发觉，索性将朋友送到北平。下车后两人分手，他才发现带的钱不够买回去的车票。

　　摇着头，徐玉诺将随身衣物抵押了点钱，在北平《晨报》的《职业介绍》栏登了一个求职启事：“徐玉诺君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校对及各种书记员，每日可工作10个到14个钟头，月薪只须12元。”12元，正是他回家所需的路费。这则启事的左侧就是《百物出卖》专栏，因此被传为“卖身启事”笑谈。

　　当时徐玉诺颇有名气，这则启事吸引了不少人，第一时间来的是周作人，让后面来的都扑了空。那时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在周家，与鲁迅、周作人感情甚笃，这时他突然起了故国之思，周氏兄弟正寻觅合适的人送他归国。

　　听徐玉诺说起自己的遭遇，周作人表示留他在京住些日子，到处看看，访访朋友，并允诺赠给南归路费。当周作人说起爱罗先珂即将归国但乏人相送时，徐玉诺提出愿意送盲诗人到东北。周作人和鲁迅商量，觉得徐玉诺很靠得住，就托了他，并介绍说吉林毓文中学正在关内聘请教员，文学研究会的王统照已前去，可以在那教一段书，也可增长见闻。

　　于是徐玉诺继续送人，一直把爱罗先珂送到哈尔滨，才折身去了毓文中学。

　　但没过多久，不知何故他又翩然南下，先后在福建的集美中学、厦门大学教书，并在厦门《思明日报》编副刊，这时他写信到临颍甲种蚕校，寄来200张稿纸，让同学们投稿。

　　三四个月后，因语言不通，说话要用笔谈，他起了故乡之思，于是辞职北归。途经上海时，适逢车站人山人海的难民，看着种种凄凉场面，他热泪涌动。当时他身上存有800多元，于是解囊分送，一会儿便“妙手空空”了。等意识到自己也是身在旅途时，身上连买票的钱都没有了。踌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我又不是没有钱，我是把钱都送给难民了。越想越理直气壮了，不买票算什么？上车！上头等车！于是大踏步跨上头等车，神气地坐下。

　　车行数站，查票者前来验票，他突然站起，理直气壮地用手指着自己的鼻梁厉声喝问：“你还不认识我徐玉诺吗？”查票员唬得退了两步，连声说，是是，以前不认识，并说，先生不要见怪，转身向别人查票去了。

　　抛家舍业为抗日

　　后来十余年，徐玉诺辗转各地，先后在洛阳师范、吉林毓文中学、淮阳师范、信阳女师、山东曲阜师范、烟台八中、烟台商务专科学校教书。在洛阳、淮阳期间，他的家庭屡遭变故，一子一女先后病故，他哀伤过度，也大病一场，无法教书，断了生活来源。病情刚好，他母亲又患了重病，孝顺的徐玉诺不惜举借高利贷，到处求医问药，但也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无奈之下，他远赴山东烟台任教，省吃俭用还清了债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此时徐玉诺任职于烟台商务专科学校，他提笔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妻子抗战局势十分严峻，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今后他要弃教从戎，投身抗战，家里的一切事务拜托妻子辛苦。

　　寄出了信，他就去拜访国民党鲁豫监察使方觉慧，要求北上抗日，很快被介绍到华北五省办事处工作。他当即北上，途经济南，见到火车站人山人海，向南的列车上车顶都爬满了人。很多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兵无人过问，有的蜷伏在地上呻吟，有的沿街乞讨。徐玉诺大怒，他登上高台，挥舞帽子，指着那些饥寒交迫的伤兵大呼：“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救助这些同胞，这些在抗战中流血负伤的同胞！”简短有力、激情澎湃的演说，震动了在场的所有人，他继续说着，人们手中的钱雪片般递过来。他将钱收拢好，捐给了那些伤兵。当时车站人来人往，这段故事后来广为人知。

　　到华北五省办事处报到后，徐玉诺收容了一批流亡学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由他出任团长。但国民党败退得太快，这个战地服务团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就在一次空袭中被打散。徐玉诺乘车前往新乡，再次遭受空袭，同车死伤30多人，他幸免于难。随后他受命到滑县工作，一直坚持到1938年年初才被迫撤退。

　　1938年6月，徐玉诺回到家乡，出任鲁山民众教育馆馆长，并创办《民众日报》，利用收音机收听新闻，并写作抗日文艺作品，石印出版，很受当地民众欢迎，发行到邻近几县。1942年，鲁山大旱，民不聊生，徐玉诺被迫带着家人前往南阳，先后任教于逃亡到那里的商丘中学等学校。1945年，他带着家人回到鲁山，边种地边教私塾。

　　鲁山解放后，豫西军区司令员韩钧等人先后去看望徐玉诺，动员他出来工作。徐玉诺很感动，出面创建鲁山县立中学（现鲁山一高），随后调往省文联工作，1958年病故。

　　徐玉诺病故后，他的后代陷入了困境。

　　1960年，他的儿子、被打成“右派”的鲁山一高教师徐西亚去世，抛下徐鑫等三个年幼的子女。徐鑫兄妹三人回到徐营村，靠挣工分艰难度日。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已八十多岁的叶圣陶两次来到河南代表团驻地，提出希望及时落实政策，妥善安排徐玉诺的后人。随后，徐鑫被安排在鲁山一高当校工，徐森则被安排到一个小工厂。（全文完）

　　在人们广泛看好时，怪人徐玉诺突然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之后，他周游南北，行踪不定，先后在河南、山东、吉林、福建等地的二三十所学校工作。但无论走到哪里，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都牵引着他一次次回归家乡。图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徐玉诺在曲阜时的照片，中间为徐玉诺。□首席记者姚伟文图【原标题：“怪诗人徐玉诺系列”之三　漂泊天涯异行感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