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春,开封“学运”遭受重大挫折,作为“学运”最为热心的领导者,徐玉诺无法接受“五四”退潮的现实,他痛苦不堪,无以排遣。
一天,嵇文甫先生前来上课,点名时不见了徐玉诺,敏感的嵇先生意识到情况不妙,马上让学生四处寻找,结果有位同学在开封火车站找到了他。原来徐玉诺内心苦闷无法抑制,决意卧轨,以碧血染黄尘,警醒民众,抗议军阀。同学好说歹说,才把玉诺拉回了学校,经嵇文甫先生耐心劝说,玉诺才逐渐释怀,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但“五四运动”热潮冷却所带来的苦闷,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为了发抒、宣泄苦闷,也为了探索社会问题,他开始写作。这年春夏之交,仍处于极度激愤中的徐玉诺写出小说《良心》,对社会黑暗进行深刻的揭示和控诉。他将这篇小说寄给了笔友郭绍虞,经郭推荐发表于北京《晨报》,这是他的处女作,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
不久,徐玉诺又写出新诗《秋晚》:
我何恨于秋风呢?
年年都是这样,它是自然之气。
可怜我落伍的小鸟,零丁,寂寞。懒涩涩的这枝绿到那枝,
没心的飞出林去,最伤心晚间归来,似梦非梦的,
索性忘却了我是零丁,寂寞。
…………
自此之后,徐玉诺一发不可收,进入了为期五年左右的创作旺盛期,并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并且获得了诸多名家的高度评价。
这个时期,徐玉诺的作品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茅盾和叶圣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一方面真切地描述农民生活的惨烈,风格刚劲,“带点原始性的粗犷”;另一方面真诚地展现天真无邪、朴实美丽的梦想,风格清新柔美,“是个Diana(月亮女神)型的梦想者”。茅盾认为,“前者的表现是他的小说,后者的表现是他的诗”,但实际上,他的诗和小说同时具有这样的两面性。
反差如此大的两种风格,为何如此奇妙地蕴含在一个人的身上?
饱经苦痛挣扎
假如我没有记忆,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
在这首小诗中,徐玉诺所表达的对记忆的愤慨,令现在的读者难以理解。诗人愤慨于记忆,却又难耐记忆,“历史在后面用锥子刺我的脊梁筋”。只有对于经历过太多苦难和悲伤的人,记忆才能具有巨大的伤害力,才会令人麻木困顿,难以前行。
徐玉诺生活的时代,中国国运不昌,民族多艰。他生于1894年11月,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此战结束,日本获得四倍于其全年财政收入的赔款,割占台湾,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而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势更加衰微,举国震动,哀痛不已。并且由此带来又一次列强瓜分狂潮,“国家支离破碎,山河沉沦动荡,人民生灵涂炭,民族危亡至极”。在此大背景下,对祖国现状和前途的忧虑,深深压着那一代人的心田。
而徐玉诺的家乡河南鲁山一带,更是陷入了兵连祸结、匪患丛生的不幸之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徐玉诺看到了太多的灾难和不幸,他的朋友叶圣陶记述了他的“酸苦”的记忆:“他眼见肩着枪炮杀人的人扬长地走过;他眼见被杀的尸骸躺在山野……在因运兵而断绝交通的车站旁边,眼见在尘埃中挣扎的醉鬼,只求赏一个钱的娼妓,衙门里的老官僚,连夜赌博的赌棍,东倒西歪的烟鬼和玩弄***的土匪,而且与他们作伴……他曾对我说:‘在我所居住的境界里,似乎很为繁复,但十分简单,止有阴险和防备而已!’”
实际上,在那样的环境中,灾难常常从天而降,让人根本无法防备。他的一个同学,亲眼看着父母弟妻被土匪杀掉,自己被砍了三刀;刀伤在医院治好,但这个同学却成了一个疯子。
更令徐玉诺终生难忘的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亲人尸横野地。1916年,他正在县城读书,大股土匪围攻鲁山城,久攻不下后,他们恼怒地在乡间大肆抢劫杀掠。因道路凶险,徐玉诺20多天没有回家背粮食。那时通讯不便,家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父亲徐教芳让弟弟徐海前来送粮。徐海顺利将粮食送到,转身离去。四天后,有人给徐玉诺传信,说城外有人找。徐玉诺上了城头,看到他父亲披头散发、惊恐万状地站在死尸堆旁,看到他就喊:“你海叔呢?咋还没回家?!”徐玉诺顿感大事不好,匆匆拉条绳子顺着城墙坠下去,与父亲一起沿路寻找。那是一段惶恐万分的时光,直到黄昏时分,徐玉诺脚下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俯身细看,是一只打了包头的破鞋,他大呼:“海叔的鞋,他可能就在这一片。”他和父亲边找边喊,泪水纵横,最终循着野狗争食的狂叫声,找到了徐海血肉模糊的尸体……
这段惨痛的经历,伴随着隐隐的内疚感,让徐玉诺终生难以忘记。他常对人说:“我海叔好端端的一个人,好像被大地蒸发掉的露珠,在人间消失。”叔叔去世8周年,徐玉诺写下小说《一只破鞋》,发表于《小说月报》。发表前一期的《小说月报》,专门登出预告:“徐玉诺君有一篇《一只破鞋》,叙写河南匪乱惨象,极为真切动人。即使我们没有亲历其境的人读了,也不仅要颤惧起来。”
大约也在这个时候,徐玉诺写下了被闻一多推为“超等的作品”的小诗《夜声》。有研究者说,一般抒情诗人摹写夜晚的声响,不外乎微风低语、虫鸣唧唧、夜莺转啼等,静谧中安放内心的宁静,但徐的《夜声》完全不同:“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
在徐玉诺,这样的写作是为了宣泄内心的苦痛。但所做的一切,都不能让记忆模糊,如徐玉诺对叶圣陶所说,一个人受到猛烈的火烙,留下可怕的疤痕,只要看到这个疤痕,被烙的惨状就涌上心间。徐玉诺为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每次从外地回家,先去向海婶问安,然后才回自己家。晚上则到海叔的坟头,一不烧香,二不焚纸,头枕墓冢,陪伴海叔露宿一夜。这个规矩,他坚持了几十年。
构想“将来之花园”
在很多朋友的眼中,徐玉诺是忧伤的。周作人的《寻路的人——赠玉诺君》写道:“路的终点是死,我们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玉诺是于悲哀深有阅历的……他的似乎微笑的脸,最令我记忆。这真是永远的旅人的颜色。我们应当是最大的乐天家,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悲哀和失望。”
他的忧伤不仅在脸色,而且弥漫整个身心。他愤慨于记忆,因此羡慕海鸥,因为海鸥的故乡——大海“没有一点特殊的记忆,一样是起伏不定的浪”。为了摆脱痛苦的记忆,徐玉诺“羡慕死灭”,因为可以“泯灭记忆”;为了让生命得到些许的安慰,徐玉诺赞美幻梦,因为可以“颠倒记忆”。
他写道:“人生最好不过做梦/一个连一个的/遮盖了生命的斑点。”
他备受争议的《问鞋匠》也创作在这种背景下:
鞋匠,鞋匠,你忙甚?/——现在地上满满都是刺,我将造下铁底鞋。/鞋匠,鞋匠,你愁甚?/——现在地上满是泥,我将造出水上鞋。/鞋匠,鞋匠,你哭甚?/——世界满满都是蛆,怎能造出云中鞋?/鞋匠,鞋匠,你喜甚?/——我已造出梦中鞋。/张哥,来!李哥,来!/一齐穿上梦中鞋!
这是对幻梦的倾心赞美。此诗发表后,瞿秋白立即提出批评,认为作者对如何踏过“满满都是蛆”的人生问题,只做出近乎“白卷”的回答。不过,这不是徐玉诺一个人的局限,在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看不到个人和社会的出路,如周作人在《寻路的人——赠玉诺君》中所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大概徐玉诺本人也深深知道,“梦中鞋”并不能让人们超越苦难,他愿意彻底摆脱记忆:“我们将否认世界上的一切——记忆。/一切的将来都在我们心里;/我们将把我们的脑袋,同布一样在水中洗净,/更造个新鲜的自由的世界。”
在诗中,他也表达了类似鲁迅先生的意愿:“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下面是他的《将来之花园》:
我坐在轻松松的草原里,/慢慢的把破布一般折叠着的梦开展;/这就是我的工作阿!/我细细心心地把我心中,/更美丽,更新鲜,更适合于我们的花纹,/组在上边;预备着……后来……/这就是小孩子们的花园!
“破布”折叠着梦想,“细细心心”地编织美好的花纹,预备“小孩子们的花园”。虽然在他心目中,未来相当模糊、缥缈,但他坚信,未来会比现在美好,为了未来,他愿意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有研究者说,虽然后来放弃了创作,但徐玉诺仍坚守“五四”民主主义精神,真诚执著,可以说一生都在编织“美好的花纹”。
在巅峰期转身
虽然生活的环境只有“阴险和防备”,但徐玉诺天性浑厚朴实,一生保有难得的童心,朋友都觉得他好冥想,有着孩童般的天真淳朴,对于诗人来说,这是弥足珍贵的个性。
由于这种个性,他喜欢观赏、描写自然,在大自然中融化陶醉。当然,这也许是为了躲开现实苦痛、安顿诗家心灵。他的这一类小诗深受好评,如《故乡》:
小孩的故乡,/藏在水连天的暮云里了。/云里的故乡呵,/温柔而且甜美!/小孩的故乡,/在夜色罩着的树林里小鸟声里,/唱起催眠歌来了。/小鸟声里的故乡呵,/仍然那样悠扬、慈悯!/小孩子醉眠在他的故乡里了。
再如《在黑影里》:
“假若你在黑暗的夜间,/一个人来到寂寞而且沉浊的密林里;/那比在光亮里更有趣!/你能听到,/这一个树叶拍着那一个的声响,/蟋蟀的凄楚,/疲倦的小鸟的密语。/寂寞——莫名——的美妙哟!/——黑暗的美丽哟!/只有深蓝的点着繁星的天空,/从林隙中看出渺渺茫茫的星光。
徐玉诺对自然的热爱,终其一生。上世纪50年代初,已是白须飘飘的徐玉诺,与人一起路过一片山林时,轻轻脱下鞋子,夹在胳肢窝,然后蹑手蹑脚前行,像小偷一般,并示意别人也跟他一样。同行的人仔细瞧,发现他侧棱着耳朵听林中的鸟叫,才知道他是不忍惊扰了林中的群鸟。能写出这些优美的诗篇,正是因为内心有着对大自然真挚的热爱,以及十分丰富的想象力、敏锐捕捉瞬间直觉的能力。
草创时期的白话诗多为人诟病,但徐玉诺的诗歌却得到了众多读者和不同文艺派别的一致好评。同为文学研究会的诗人王任叔赞他为“绝大的天才”,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则认为“《将来之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以与《繁星》并肩……《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品”。他的诗,全凭感情甚至是兴趣所致,挥挥洒洒,随着激情跳跃,但却洋溢着杰出的才华和过人的技艺,想象丰富而生动,在用韵和表现技巧等方面,为新诗的发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朱自清目光如炬,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时,选录徐玉诺九首诗,同集胡适获选九首,刘半农八首,沈尹默一首,鲁迅三首,田汉五首,从选诗的比重上,可以看出朱自清对徐玉诺的看重。
鲁迅先生曾“三番五次嘱咐孙伏园”给徐玉诺写信,让他“把发表在《晨报副刊》等的二十来篇小说收集出版”,并表示“自愿作序”,但徐玉诺自己感觉这些小说很不成熟,婉言谢绝了。后来徐玉诺回忆说,当时是觉得“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想等日后作品成熟了再结集出版。
但就在被人们广泛看好时,徐玉诺却突然停止了文学创作,在文坛上销声匿迹。茅盾先生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时,为此深感惋惜:“徐玉诺是一个有才能的作者,然而他在尚未充分发展之前,就从文坛退隐了……他留给我们的小说只有很少的几篇,而且处处表示了他只是刚刚起步……然而从少数的篇幅中,我们看见他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基本美质。”
“五四运动”热潮的冷却,使徐玉诺痛苦不堪,为了发抒、宣泄心中的苦闷,也为了探索社会问题,他开始通过写作,编织“将来之花园”。图为徐玉诺的书桌。□首席记者姚伟文图【原标题:“怪诗人徐玉诺系列”之二 大悲哀中构想“将来之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