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顶山市鲁山县，“徐玉诺”是个无人不知的名字。此人已去世50余年，但他的声名和故事，至今仍有许多鲁山人津津乐道。他在鲁山，犹如新疆的阿凡提、广西的刘三姐、南阳的庞振坤，都是民间乐于口口相传的人物。

　　但与阿凡提、庞振坤等不同的是，徐玉诺不是以聪明机巧取胜，而是以“怪”，甚至“傻”闻名。

　　据说，一穷人的裤子烂了，露了屁股被人嘲笑。徐玉诺从旁路过，当即脱下自己的内裤双手奉上。

　　徐玉诺在家常掂着铁锨拾粪，拾满一筐，不管走到谁家地头，倒了就走。有人惊奇地说：“这不是你家地啊？！”他笑：“以后这都是咱的地。”

　　他曾任鲁山民众教育馆馆长，有一天县长要来视察，他听说后给自己的驴戴上口罩，牵着就走。别人问：“去哪儿啊？”他边走边说：“我也不知道，我的驴去哪儿我也去哪儿。”

　　县长曾拉拢说要重用他，他答道：“我考虑考虑吧。”过了一段时间，县长已忘了这事，他在开大会时站了起来：“县长，你那官我不能当，贪了害百姓，不贪没钱送礼，干不成。”

　　有朋友要去北京，他送到火车上，觉得话没说完，决定送到郑州，到了郑州仍意犹未尽，于是干脆送到北京。与朋友分手后，他才发现自己没了回家的路费，只得打广告找工作挣路费。这时，家人和单位的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还以为他被土匪绑架了。“送人千里，一送数年，古今中外大概仅此一例。”他的一位朋友这样评价道。

　　现在听起来，这些故事真是“酷毙”“帅呆”。但在那个食不果腹的时代，很多农民打心眼里认为徐玉诺是“十足的傻子”。虽然如此，并没有人敢轻视他，人们都知道，这位身着土布大襟袄、宽腿大裆裤的人，是位著名的诗人，在鲁山以外的世界，他可是西装革履，交往的多是天下名士。

　　在家乡之外，徐玉诺别有一个文学的世界。在现代河南作家中，他是最早为全国瞩目的诗人和小说家，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光耀全国。郑振铎、周作人、茅盾、闻一多、朱自清等人都曾给他很高的评价，叶圣陶更是与他情深义厚，为他写万言诗评《玉诺的诗》，认为“常常有奇妙的句子花一般怒放在他的诗篇里”，他的诗“有奇妙的表现力，唯美的思想，绘画一般的技术和吸引人心的句调”。

　　即使在诗人里面，徐玉诺也是一个“另类”。他“并不以做诗当一回事”，热衷此道之时，诗情高涨，兴之所至，一天写几首诗，三四年时间，发表了20多篇小说，数百首诗歌；不想写的时候，就此搁笔，谜一般从文坛“失踪”。茅盾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时，曾对他离开文坛深表惋惜。

　　徐玉诺曾浪迹天涯，遍游南北，但他没有像众多“五四”作家那样进入城市，难以割舍的故乡情结，让他一次次回归家乡。己丑年春节前夕，我们来到鲁山，试图了解这位怪诗人的“庐山真面目”。

　　放牛娃读书显才华

　　徐玉诺11岁的时候，还是个放牛割草的农家顽童，就在那年，父亲的一个念头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鲁山乃至平顶山，很多文化人，如王予民、谢照明、袁占才、乔书明等，对徐玉诺“闻其名，慕其行”，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特别是王、谢两位先生，花费多年时间，走访徐玉诺家人及故友，搜检文献，查阅旧籍，获得了大量确切的资料，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诗人的生平。

　　1894年11月，徐玉诺生于鲁山县城东20余里的徐营村，他的家庭十分贫困，只有三间住房、两间牛棚，几亩薄地，靠租种别人的田地为生。

　　这样的家庭，是没条件读书的。幸而祖父和母亲都很善于讲故事，使幼年的徐玉诺深得河南民间文化滋养。他还特别喜欢看戏，每逢有戏，他都看得入迷，夜戏不散不回家。

　　玉诺11岁那年，父亲到村里的油坊帮工，开油坊的徐名贤是位饱学秀才，还办着私塾。父亲在油坊干着活儿，听着旁边书声朗朗，突然有了让玉诺读书的念头，他跟徐名贤商量，请他少算工钱，只求收下玉诺读书。徐名贤答应了，不久他就高兴地发现，自己收了一个不一般的学生。

　　那时，玉诺半天在私塾读书，半天下地干活，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看书。家里没钱专门给他点盏灯，他就凑在母亲纺花用的棉油灯下。在昏暗的棉油灯下，徐玉诺完全沉迷到书的世界里。如此五六年的苦读，私塾一般的功课，如四书五经之类基本学完。他日常更爱读《庄子》、《文选》、《唐诗别裁》以及小说、演义、唱本等闲杂书，放牛时也手不释卷。

　　19岁上高小求学艰辛

　　那个时候，科举考试早已取消，读了书出路在哪里？徐玉诺很茫然，但年轻的心热情萌动，只觉得村子里的生活枯燥、狭窄。

　　1911年，徐玉诺的远房叔叔、同盟会会员徐教诗回到故乡，跟玉诺交谈，见其对答如流，颇有学识，甚爱其才，有意提携。随后，徐教诗出任鲁山县立小学校长，建议徐玉诺前去读书。但到县城读书，对玉诺家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到了1913年，徐玉诺已经19岁时，才考入了县立高等小学。他在县城三年求学经历的艰辛，是今天的学生无法想象的。

　　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是徐玉诺家的头等大事。这时他已娶妻，母亲和妻子每天纺花织布，为他攒钱。那时鲁山一带一斤布能换二斤棉花，徐家婆媳织布换棉花，换了棉花再织布，转换几次才能卖成现钱。

　　至于吃饭，有钱人家的学生都是包伙，徐玉诺是包不起的，他每周回家一次，背些玉米糁、红薯干，加上小米谷糠炒面，下课后自己埋锅做饭吃。他常年不吃菜，很少见油，吃盐也是用筷子头蘸一点儿。最怕的是寒冬腊月，满地冰雪，他无法回家背口粮，只好早上一把冰雪拌炒面，中午干啃一块红薯干。更难受的是没有御寒的衣物，只一个“涮筒袄”（指光身穿棉袄），一条单裤，任凭狂风撕扯。

　　生活越是艰辛，徐玉诺越是刻苦发奋。1916年，他高小毕业，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位于开封的省立第一师范。这所学校是公费，供给食宿、课本，每年还发两套制服，但徐家仍是很作难，因为拿不出路费。后来父亲狠狠心卖掉了两亩薄地，才算凑够了前往开封的路费。

　　“五四运动”成学运领袖

　　河南第一师范创建于1905年，是当时河南著名学府之一。徐玉诺入校后，很快以出众的才华受到师生们的赏识，他喜爱桐城古文，被老师誉为“能文高手”，所做文言策论式文章常被张贴在教室墙上，或在同学中传阅。

　　在徐玉诺来开封的前一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时代》（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宣扬民主政治和“人格独立”，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这本刊物很快风行海内，在河南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开封城内，文化书舍、文会山房、百城书馆等几家书店经销新书报，往往《新青年》一到，就被争购一空。徐玉诺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报，渐渐成为“德先生”“赛先生”的信徒，李大钊那些诅咒“白首”中国，讴歌“青春”中国的文章，令他激情澎湃。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久，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平易、新鲜、立诚的新文学。随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群起响应，钱玄同猛烈抨击旧文学，指斥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白话文运动随之高涨。

　　受此影响，徐玉诺等人开始用白话写诗作文，但却遭到一些老师的压制。1918年，带着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气息，北京大学毕业的嵇文甫到第一师范任教，他支持学生写白话文，并悉心指导，对徐玉诺等有才华的学生更是特别器重。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开封，青年学生异常激愤，纷纷要求声援北京学生。5月18日，不顾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的禁止，开封学界联络各界共4000余人，在第一师范操场集会，大会议决，“电请北京政府，勿签字于巴黎和约”，电文说：“山东问题，外交失败，关系存亡，危险万状……全豫人民，誓为后盾。沥血陈词，无任迫切！”

　　大集会后不久，开封各校商议成立学生联合会。作为第一师范学生会主席，徐玉诺是创建学联的倡导者之一，他因此被推举为学联理事，成为当时河南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领导开封各校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集会演讲，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了抵制日货，他带领同学把守火车站，在曹门、宋门设岗，禁止日货出入；还曾带领同学在河南督军署前静坐，要求督军向北洋政府转达河南学生的抗议。

　　开封的学生运动，一直坚持到1920年春。赵倜对此十分头疼，密令省议员王幼桥设法解决。王幼桥设法收买学联部分成员，另立“同志会”，致使学生运动被分化，自此一蹶不振，陷入低潮。徐玉诺个人也因此受到重大挫折，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却就此逼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河南作家。

　　徐玉诺曾浪迹天涯，但却与故乡有一根看不见的丝线相牵，一次次回到家乡，最终也没有像大多数五四作家那样进入城市。图为徐玉诺故居及其后代。这里原有东西屋各三间，为草房，二十多年前先后倒塌。二○○三年，徐玉诺孙子徐森兄弟与姑姑徐西亚共同出资重修。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首席记者姚伟文图【原标题：“怪诗人徐玉诺系列”之一　放牛娃变身学运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