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我们四个年轻人从河南日报社被调到河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创作组工作。随后不久，徐玉诺来，鹤发童颜的徐玉诺，白须飘飘的徐玉诺，腰板直溜的徐玉诺，脚步矫健的徐玉诺，于那年的春天从他的家乡鲁山县来省城开封参加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如何种红薯的大会发言，会后，就被留在省文联筹委会，这正是这位五四时期诗人的归宿所在。记得好像他也被安排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组联部吧，好像只是挂名，总觉得他就是我们创作组的人。

　　徐玉诺是1894年生人，1950年时也就是56岁，却为我们单位里最年长者，都称他为徐老。我与徐老相见时，18岁半，为最年轻者，名为创作组创作员，实为一个懵懂少年，乳臭未干的青皮小子，小屁孩，因此，也没有因为与这位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同在一个创作组而感到骄傲与光荣，竟也没有什么敬畏之情。我与他亲热的方式，是捋着他的花白的长须，用我少年的清澈眼睛望着他的也是清澈的眼睛，他也望着我的，我们就这样对视，用目光相互抚摸，就抚摸出长辈与晚辈之间的暖意与柔情。

　　世称徐玉诺为怪诗人，关于他的怪有各种传说，比如，送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柯上站，他也上了火车，一送送到满洲里，若不是没有护照，保不准就送到莫斯科了。比如，在鲁山乡下教书时，一次梦游，挑着一担水就上了房顶。等等。我目睹他的怪，也有数件，比如，1950年春天时，文联一行人去许昌五女店搞土改，某天，他突然失踪一整天，至晚始归，说是去追寻逃亡恶霸的踪迹去了。比如，在开封茅胡同文联宿舍住时，某天，他向公安局报案，说是他的住屋里有特务安装了发报机，公安局派人来查，却原来是他老人家的暖水瓶的塞子没有塞紧，发出了“噗噗噗”的声响。比如，1952年时文联搬到开封自由路中段，我们四个年轻人和徐玉诺都住在一间礼堂的二楼靠西边的廊房里，那廊房是用竹篾隔离开的，我们在尽头，隔了间大房子，作为集体宿舍，徐玉诺就在我们的隔壁，隔了间略瘦长的小房，他单独住，出来进去，都要经过他那间房，就看到简陋的床铺，那放枕头的地方摆放着一块砖，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长年累月，他就枕着那块砖头睡觉，那砖头就是他的枕头。徐玉诺是文化名人，当时是薪金制，当然比我们这些供给制的年轻人有钱，他将钱大都捐助生活有困难的民间艺人，但也不至于置办不起一个枕头。是习惯使然？好像曾问起过他，他也只是一笑置之，我始终不明所以。

　　1954年后吧，徐玉诺被调至省文史馆工作。1955年，省文联随省会也迁至郑州，省文史馆仍暂留在开封，与他就少见面。记得1957年时他来省文联开会，憔悴了许多，于次年，即1958年去世，享年64岁。不记得参加过他的葬礼。现在想想，他去世时的1958年4月，我已经过反右派运动后的初步处理，正下放在他的家乡鲁山县某个村庄。

　　今年春天，徐玉诺的家乡筹备徐玉诺纪念馆，邀我为该馆写前言，我这才坐下来，梳理逐年积累起的对徐玉诺的认识和理解。

　　1922年6月，文学研究会同人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等出版诗合集《雪朝》，为中国出版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新诗合集。同年8月，徐玉诺出版个人诗集《将来之花园》，为中国出版史上继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之后，公开出版的第八本新诗个人诗集。1925年4月，朱自清、徐玉诺、俞平伯等29位文学研究会同人，又出版诗合集《眷顾》。此外，徐玉诺尚有已发表未辑印成册的新诗百余首，散文诗数十篇。据诗人痖弦统计，朱自清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选了徐玉诺的诗10首。同集中，胡适获选9首，刘半农8首，沈尹默1首，鲁迅3首，田汉5首。徐玉诺为入选量最多者。徐玉诺的同代人王任叔（巴人）、叶绍钧（圣陶）、郑振铎、闻一多等对其诗均有甚高的评价。闻一多认为《将来之花园》或可与《繁星》比肩。由以上叙述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仅仅说徐玉诺是五四时期的著名诗人是不够的。徐玉诺是中国新诗创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徐玉诺的小说创作，也颇有成绩，早在1921年初，他就是以小说《良心》卷入五四文学革命浪潮的，此后他陆续发表20余篇小说，鲁迅曾有意将其结集出版，将此意托北京《晨报》孙伏园向徐玉诺转达，徐未作出回应。此事也就作罢。作罢也就作罢。叶绍钧曾在万言评论《玉诺的诗》中说：“他不以作诗当一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一样，当感觉强烈、情绪兴奋的时候，他不期然地写了。”他也没把出小说集当一回事，他不把名当一回事，他对世俗甚少考量，他是自然之子。他是自然之子，这从我耳闻目睹的他的各种生活细节，可以充分看出。

　　上世纪20年代，徐玉诺在吉林教书时，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萧军曾专程拜访向他求教，后来不知他的踪迹，曾写信向鲁迅寻问，鲁迅复信说也不知徐在哪里。茅盾于30年代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收入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和《祖父的故事》，在序言中，茅盾除称赞徐玉诺的才能外，也感叹道，不知他是否尚在人间？徐玉诺这颗闪亮的星辰从五四文学灿烂星空中消失了。消失了也就消失了，他自己也并没有当一回事。

　　徐玉诺在大地上流浪。如他自己所说，教了25年书，换了50所学校。足迹遍及东北、东南、华东和中原许多地方。他始终如他涌入文学革命浪潮的《良心》所示，以良心为人处世，在黑暗的中国追寻光明，参加学运，宣传抗日，教书育人，他依然在人间为《将来之花园》奔走呼号。

　　且读《将来之花园》：

　　我坐在轻松松的草原里，

　　慢慢的把破布一般折叠着的梦开展；

　　这就是我的工作呵！

　　我细细心心的把我心中更美丽，更新鲜，

　　更适合于我们的花纹组在上边，

　　预备着……后来……

　　这就是小孩子们的花园！

　　也请读另一首，他的《问鞋匠》，瞿秋白在《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一文中曾经引用：

　　鞋匠，鞋匠，你忙甚？

　　现在地上满是刺，

　　我将造下铁底鞋。

　　鞋匠，鞋匠，你愁甚？

　　现在地上满是泥，

　　我将造出水上鞋。

　　鞋匠，鞋匠，你哭甚？

　　世界满满尽是蛆，

　　怎能造出云中鞋。

　　鞋匠，鞋匠，你喜甚？

　　我已造下梦中鞋。

　　张哥，来！李哥，来！

　　一齐穿上梦中鞋！

　　瞿秋白在引用过后，接着评论道，梦中鞋是穿上了，可惜走不出东方。秋白继续说，东方始终是要日出的，人始终是要醒的。

　　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过去，如今再读这诗这议论，感觉如何？

　　有资料说，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徐玉诺曾作《痛快独唱》诗。始终未见到这首诗稿，但可以想象诗人面对晴空放声朗诵的痛快情景。

　　1950年徐玉诺恢复创作后，写了不少快板诗，也有小说《朱家坟夜话》出版。天未假徐玉诺以时日，他的创作未超越他的从前，未受到关注。未超越就未超越，未受到关注就未受到关注，徐玉诺没把这当回事。

　　春天时，去平顶山参加徐玉诺研究会成立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