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对李洱代表作《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态度，或可说明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的阅读兴趣，正由对历史的沉溺转向对现实的关注。这部反映中原现代乡土社会现实的作品，以密集生动的细节，记述了中国乡土社会正在经历的复杂变化。此书2007年由译者Thekla（中文名：夏黛丽）翻译为德语在德国出版后，深受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喜爱，在德国图书市场上表现良好，出版两月一抢而空，短时间加印四次。

　　9月，李洱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刚入职，《石榴树上结樱桃》也在国内由新星出版社推出第四版。

　　采访在现代文学馆的小会议室进行，李洱的朋友、来自澳大利亚的汉学家马丁向记者推荐自己新的译作——李洱的《1919年的魔法师》。李洱说：“像马丁这样的汉学家，喜欢的中国小说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他们选择的作品肯定要符合西方读者的胃口，这样的作品与中国的现实有很大隔膜。”似乎由西方汉学家主导的中国现代小说译介，总脱离不了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于是，一直以来，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当代小说，其叙事模式是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没有关系的。

　　但这一更多停留于“符号”层面的认知惯性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西方出版家渴望来到中国真实地接触中国作家，而不再根据汉学家的译介定度出版计划。去年， 英国的小布朗出版社、兰登书屋、大西洋书局到访中国，与李洱等人的座谈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在李洱看来，这一现象表明，由汉学家引导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多少会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透过文学了解中国的现实。

　　《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在中原一个名叫官庄的村里，村委会主任换届选举在即，现村委会主任孔繁花谋求连任，在竞选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的时候，村里的姚雪娥计划外怀孕，事关孔繁花能否连任，她试图说服姚雪娥去医院堕胎，姚雪娥却突然失踪。于是，能否找到姚雪娥，成了此次竞选的决定性因素。在寻找姚雪娥的过程中，孔繁花触碰到一个由其竞选对手结成的坚硬的战略同盟。

　　《石榴树上结樱桃》几乎改变了以往中国作家处理乡村经验的固定写法——乌托邦式的或意识形态性的书写特征——在抽丝剥茧般描写人的处境与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李洱以密集、生动的细节，记述了现代化进程中艰困与希望相交织的中国现代农村生活图景。

　　李洱曾自称是“悬浮的一代”，认为自己一代人面对的现实是，传统经验“失效”，每一天都需要面临新的问题而新的传统正在形成中。但中年之后，这一认识有所改变，“我们与传统不存在真正的割裂，小说叙事需要反映与传统、历史和现实的结构性关系，小说的现实精神是其存在的必要性，小说叙事最基本的应当强调真切与准确。”

　　修辞方面，李洱亦抛弃了“先锋派”小说的炫技姿态，而强调平实、晓畅的写法。“我追求句子的通顺、平实，不愿意用非常陌生的句子写作。总的说来，追求准确，尽量平实、平静地去看这个世界，以一种对话的方式去看，而非居高临下的方式。”

　　“喜欢的作品就像八爪鱼”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英国的几个出版社的编辑到访中国，你在跟他们的谈话中讲到“桃花叙事”和“玫瑰叙事”的概念，是否可以详细地解释一下？

　　李洱：我当时想阐明的是——我们的经验变了。中国古代用桃花比喻爱情，我把基于历史和想象写作的经验称为“桃花叙事”，这是西方人喜欢看到的中国小说。但实际是，现实出现了巨大变化，我们的经验变了，现在中国人用玫瑰表达爱情。或者再比如说，中国的农村，也早已不是《边城》里梦幻式的乡土或《白鹿原》中那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农村，今天的农村面临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转型，是一种全球化的经验与农耕文明经验互相叠加的经验，现实非常复杂，几乎是古今中外压到一起。

　　日报：你曾自称是“悬浮的一代”，“悬浮”这个感觉对你这一代人的写作有怎样的影响？

　　李洱：我们之前的几代作家的经验都跟他们的经历有关，跟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有关，或者跟源远流长的文化有关。它根植于一种文化传统和固定习俗。但是，对于六十年代以后的作家，情况变了，他所接触的事情处于急剧的变化中，还没有形成传统，好像不是生活在传统之中，而是每天都在面对新的问题，这个状况给他一种巨大的悬浮、无根的感觉。

　　但我发现这种感觉并没有得到别人充分的认同，我写过一篇小说《悬浮》，写得就是“悬浮”的感觉，但是这篇小说别人很少提起。也许“悬浮”对他们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不过，我现在的看法又变了，人到中年之后，我发现确实存在很多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也是根植于传统的变化，不存在绝对的断裂。

　　日报：你总是强调小说叙事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一种结构性的关系，这会让小说结构变得太过复杂。这是不是中国作家特有的一种表达需求？

　　李洱：我喜欢的作品就像八爪鱼一样，应该跟历史和现实保持很多关联，这种小说肯定是为中国人写的。西方人喜欢的小说是非常单纯的，他们就喜欢“政治”和“性”两个主题， 一条线一个故事。很多翻译到西方的中国小说，肯定跟现实无关，至少是与现实存在隔膜。

　　中国作家写小说，如果要面对现实，你可以感觉到作品中的人物像蜘蛛一样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中，所有东西都对他构成压迫，作家个人的主题性受到根本的质疑或说干扰，但是越是这样，作家个人的主题性才越需要张扬。

　　日报：你很看重小说要跟现实发生关系，但今天的很多写作是缺乏现实精神的，在你看来，现实精神对一位小说家到底有多重要？

　　李洱：现实性是小说存在的必要性，小说如果跟现实没关系，就没有写作的必要， 无论写历史还是未来，小说的精神都是从现实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也是为了跟现实对话。现在的很多小说，可能一些故事和细节是从现实中来的，但是没有现实精神，不存在对现实的新的理解或批判。

　　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从来没有如此普遍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应该如何关怀我们的精神现实，前人没有提供任何经验。

　　今天的小说家应该对消费社会的现实作出冷静的分析，应该去解释消费社会背后的权力关系。按照我的想法，读者看一部小说的时候，如果只看到你描述的一种消费的场景、一种欲望化的表达，这部作品对读者起的作用只是诱惑，读者看完之后不会因此而反省——为什么会这样做？

　　文学作品应当增加人们对于自身和世界的认识，这是那些沉浸于描述消费场景的小说无法提供的，很多小说只会增加诱惑，让读者更加迷惑，现在缺乏的是揭示消费社会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人的具体困难的小说。作者：苏娅【原标题：李洱：平静地看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