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国好像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与国际社会大面积接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依然处于前现代时期。我们仍然有一种可以被称为“传统”的痛苦，比如贫困。我想，不妨把这样一种痛苦称为“重”的痛苦。我想起波兰作家米沃什的一个说法：事实上存在着“另一个欧洲”，而波兰就处在于那“另一个欧洲”。波兰人依然生活在欧洲的某一个已经结束了的历史之中，生活在欧洲的过去时。所以，他们的那种痛苦，在别的欧洲人看来，是一种过时的痛苦。对别人来说，历史可能已经终结，但对我们来说，历史并没有终结，我们仍能感受到来自历史的巨大压力。它是一种难以承受的“重”。除了这种“重”的痛苦之外，我们还有一种比较新鲜、听上去也比较别致的，但同时又很真实的苦痛。那就是，由于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而带来的无力感，以及被压抑的欲望获得释放之后的困乏状态。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这种痛苦或许也可以称为“无法承受之轻”。更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两种或“重”或“轻”的痛苦之间徘徊，并为此发出悲鸣。

    显然，这样一些经验都是我们无法轻易消化的。但是这样一些经验，这样一些无法被大众传媒吸纳的经验，都有赖于身为作家的我们去呈现。而且，或许，只有通过小说虚构去呈现。所以，在这个传媒时代，不管你作出怎样的应对、调整，你最后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用小说去面对这种种或“重”或“轻”的痛苦以及它们的繁复关系。而小说的虚构，也由此可能获得它的意义和尊严。

    思想者小传

    李洱：1966年生于河南。作家，《莽原》杂志副主编。著有《花腔》、《饶舌的哑巴》、《遗忘》、《石榴树上结樱桃》等多部小说(集)。曾获第三、第四届“大家文学奖”。长篇小说《花腔》被评论界认为是对历史中的个人、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追究，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的综合。【原标题：传媒与小说 李洱在作协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