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水门事件”之所以会暴露，是因为尼克松在电视上的形象有问题：他不像老实人，而很像一个说谎者，从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有意思的是，经由一阵穷追猛打之后，尼克松还真露出了狐狸尾巴。又比如，里根当年参加总统辩论之所以能够获胜，波兹曼认为，是因为他在辩论的时候讲了个笑话。而报纸上第二天的新闻标题就是———“里根用一个段子击败了对手”。在罗列了这些趣事之后，波兹曼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像美国这样一个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正在不自觉地进入另外一种专制社会。这种专制不同于以往，它采取的手段不再是监狱、皮鞭、老虎凳、辣椒水，而是欢乐。你不得不承认，波兹曼的目光非常刁钻。如果我们承认他说的是事实，那么你会发现，这种娱乐的专制，是如此隐蔽地存在着。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再体验到那种传统的、细致入微的痛苦。而在如此这般的娱乐的专制下，个人的痛苦会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仿佛就是对自己这句话的验证，虽然波兹曼是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但在他去世时，他的死没有激起半点涟漪。因为，当时美国的新闻媒体正专心致志于一件事，那就是以出演男性机器人著名的施瓦辛格正在竞选州长。这位好莱坞明星的参选和当选，使得政治竞选模式与好莱坞的娱乐模式实现了完美对接。我们知道，施瓦辛格饰演的都是一些未来世界里被大卸八块不仅毫发无伤，还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机器人。哦，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寓言。

    当然不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由媒体控制的娱乐时代，我们就没有痛苦了。痛苦还是有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体验到的痛苦，是一种受大众传媒影响之后的痛苦，一种很新型的、听上去好像还有点别致的痛苦。比如说，如果说以前女人的痛苦，可能是易卜生笔下娜拉式的痛苦：娜拉到底是走出去呢，还是继续呆在家里？出走之后是重新回来，还是继续呆在外面？如果要呆在外面，又会干什么呢？这是女人的痛苦。那么，现在呢？如果说她们已经从那种老式的痛苦中解放了出来，从棍棒、老虎凳，从大男子主义的淫威下解放了出来的话，那么她们现在则进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一种面对镜子时的痛苦：我为什么没有章子怡那么漂亮，没有张曼玉那样的身材？章子怡用什么化妆品，本姑娘也得用什么化妆品，张曼玉在电视里穿什么样的旗袍，姑奶奶也要穿什么样的旗袍。于是，一种作为整体的女人形象，一个整体的人的形象，就此瓦解。女人从一种专制进入了另一种专制。当然这不仅仅是女人的问题了，男人遇到的问题同样严重，或许更为严重。而这种专制，无疑是大众传媒提供给我们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痛苦在哪里？在这样一种欢乐和谐的气氛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又在哪里？我想，小说的虚构应当要作出某种调整。

    小说虚构需要调整

    这种写作很多时候被命名为“狂欢化的写作”。狂欢到作者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够用、跟不上了。那么，这种情形下，你是否还有时间，可以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学的静穆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敏感的作家已经经常在强调和揣摩小说的叙事资源问题。莫言在《檀香刑·后记》向传统小说致以敬意。格非认为，他的《人面桃花》受到了《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影响。而在我与毕飞宇的一次长谈中，他就向我透了个底：《玉米》的篇名来自臧天朔的一首歌。而他写作《玉米》的情境非常有意思，他经常一边放着摇滚，一边翻着《金瓶梅》、《水浒》，一边写着《玉米》。

    毕飞宇随意说出的这样一个情形，倒可能说明了当代写作的重要处境，一种复杂的处境。而当他们提到叙事资源问题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其实也在强调地方性叙事的意义，探讨着在新文化语境中地方性叙事到底有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这与沈从文当年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调叙事资源，要把《红楼梦》、《金瓶梅》、《水浒》重新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到自己的案头，是因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叙事的意义越是突出，我们自身的文学资源也就越是显得珍贵。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一种拟古式的文体造成一种疏离感，以此对大众传媒所代表的语言、文化进行个人的抗争。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同化。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调整。那就是，在虚构的形式上、在文本结构的编排上，吸收大众传媒、尤其是电子传媒的一些重要元素。保罗·罗伯茨曾在他的一篇名为《一个多媒体作家的自述》文章中，提到数字技术对文本的影响。他说，以前的小说、故事，往往只能以一种方式讲述：故事一开头就是大江东去，要奔向结尾。这是一种线性的讲述方式。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非线性的，有许多可能性可以加入进来，然后四处蔓延，形成一种新型的、更为复杂的文本结构。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莫扎特”，用鼠标点开，你就可以找到有关莫扎特的所有链接。于是，你可以读到介绍18世纪的音乐或者维也纳歌剧的文章。如果你随之点击“唐璜”这个词，你可能会听到歌剧的片断，甚至读到很多这部歌剧的著名演唱者———帕瓦罗蒂的趣闻轶事。随之出现的，可能是意大利这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经济状况，甚至是足球、马特拉齐和齐达内……在这个信息之旅中，你很快会从一个事物跳到另一个事物，从一个词进入另一个词，从一个片断进入另一个片断。用罗伯茨的话来说就是，你沿着不同的符号路线转入各个分支通道，并根据一个巨大的文本库创造出了一个非线性的叙述文本。当然，因为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的广泛使用，如今的我们对这样一种描述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想起在很多年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我曾经向一个朋友谈起我想用报纸的方式写一部小说：故事围绕着一个人的命运展开，然后有无数的相关链接伸向情节的每个角落。因此，当看到罗伯茨的描述与评议时，我吃惊地发现他的感受跟我当初的担忧非常相似。什么感受和担忧呢？那就是，这种文本的零碎感会不会让人感到不适？所有的文本虽然可以相互链接，但它们实际上是彼此隔绝的。更重要的是，作家又如何亮出自己的观点？它和报纸的区别又在哪里？如今，这种写作很多时候被命名为“狂欢化的写作”，狂欢到作者自己的眼睛和手都不够用、跟不上了。那么，这种情形下，你是否还有时间，哪怕一点点时间，可以在沉思和默想中、在文学的静穆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那么，你本人何在？你的意志何在？你似乎冲破了原有文本的限制，但却进入了另一种限制，你的自由写作说到底很可能是一种假象。我想，这种困境可能也是进行诸种比较极端的文体实验的人，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对此早早地保持警惕，或许是必要的。

    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终于认识到，我们确实还有许多苦痛，而自己的苦痛在很多时候是无法被娱乐化、被通约的，需要你个人或者你这个写作群体独自去面对。也就是说，我们依然有个非常坚硬的内核无法被化解。虽然，因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俗化浪潮已经席卷中国，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经济和文化产品已经涌入中国的大街小巷，但是，历史依然带着强大的惯性在向前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