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在上海市作协的演讲

    传媒时代，小说何为？

    当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

    到今天为止，电视、网络等传媒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且还将越来越深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价值观、幸福观，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想象世界的方式，都可能因为传媒的强势介入而发生变化。这种影响将是全方位的，而被影响的人更是全体性的。

    在这样一个传媒时代，可能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许多人都会认为，与其读小说，还不如读报、看电视。人们之所以舍小说而读报纸，舍小说而看电视，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人们觉得新闻报道是真实的，而小说是虚构的。小说通过虚构达到真实，需要通过一个转换，而新闻报道直接面对真实。然而，新闻并非完完全全地再现真实。通过剪辑或者信息的重新整合，即便所有新闻素材都是真的，它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未必是真的。用一个真实去掩盖另一个真实，或者用局部的真实去掩盖更大的真实，从而得出一个未必真实确凿的结论，成为一种惯用的伎俩。尽管我们知道这种种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镜头、文字、图像极有可能或多或少包含着“重构现实”的成分，还是有很多人，包括我，仍然愿意把很多时间交给电视、报纸、网络。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的虚构形式是否还有其存在的必要？在传媒狠狠地吸引住大众的时代，小说何为？我的观点是，当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因为，虚构本身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由于非虚构世界的存在，可能使小说存在的理由显得更坚实、更充分。事实上，当今天的这个世界过多地沉浸在非虚构的语境中时，在某种意义上，虚构就成为了马尔库塞笔下的“他者”。按照马尔库塞的说法，正是这种“他者”，这种异于现实的美学，让我们得以与体制化的现实疏离开来。而正是这种疏离，这种暂时身在庐山之外，不仅让我们得以认清现实，而且可能使我们的文字具有一种介入现实的力量，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自我的身份。

    传媒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无论它离我们或近或远，中国近现代小说的肇兴都与现代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传媒的介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小说。

    说到历史上文学与传媒的关系，例子太多了。比如，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来自大众传媒的影响，鲁迅笔下的人情世故会不会是另外一副模样？先不说鲁迅的杂文都曾经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事实上，就连鲁迅的小说，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而且，鲁迅先生极有可能因为报纸版面的某些变化，随时调整作品中每个段落的字数。我们不妨作一假设：若不是编辑催稿过急，阿Q先生说不定还可能多“活”几天呢？他要是多活几天的话，还会发生什么故事？说不定鲁迅先生不让他死呢？如果诸如此类的假设成立，我们过往从阿Q身上发掘出来的很多意义，会有多大的不同啊？

    再比如，另外一位在我们看来是桃花源中人的作家———沈从文。无论是他看世界的方式、想象世界的方式，还是表达世界的方式，都曾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沈从文唯一一部长篇小说《长河》，最早就连载于香港《星岛日报》副刊。后来，《长河》出单行本的时候，沈从文重撰题记，我们从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没有在京城生活的经历，如果没有接触到现代媒体，沈从文很可能就不会写《长河》和《边城》。

    在《长河》当中，沈从文不仅频繁提到现代媒体，其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创刊于1872年，解放前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申报》。而且，凭借着一系列用民间话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大众传媒话语，呈现出一种新的现实。此外，即使现在重新翻阅《长河》，你仍然可以感受到它与一般长篇小说的迥然不同。与其说它像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更像是一部由一系列碎片连缀而成的地方志、风物志、小品文，甚至有点像卡尔维诺所提出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我以为，也可能是误以为，这是沈从文这样一个作家，在他那个时代，对小说作出的一种必要调整。

    如果再联系到沈从文同一时期写下的《边城》，我们会发现他的调整实际上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把大众传播当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把大众传媒与现实的关系当成一种新的现实，从正面进行表述。另一个似乎是，完全逃离现场，背对现代文明，去描述一个未被现代社会所浸染的边城。那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非常自足的世界，一座塔一条河，一个老人一个少女，一条船一条狗。真实世界中的边城，毫无疑问不是沈从文描述的那个样子。据说，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有其夫人张兆和的影子，都是脸盘长得很好的俏黑女子。但我们不要忘了，张兆和是个颇具才华的新式学堂的学生。而翠翠却像是一个美好的小动物，她最大的玩伴不是书本，而是那只黄狗。这无意中透露着，沈从文就是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带着对新时代女学生的感受来写《边城》的。

    从表面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沈从文的小说称为地方性叙事。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沈从文的这种地方性叙事，都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乡村传说。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写作的热情，他的地方性叙事的意义，看成是外部世界影响的结果，看成是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符码介入的结果，我想这种说法大致上是可以成立的。我认为，正是沈从文这样一位乡土作家对现实的两种回应方式，使他的写作也由此获得了长久的意义。他在那个年代就意识到了大众传媒的问题，并在文体上作了回应，真的很不简单。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现代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沈从文想象世界的方法，及其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手法的意义，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越来越具有启示性。

    通过鲁迅和沈从文的例子，我们不妨稍微胆大一点来下这样一个结论：无论它离我们或近或远，中国近现代小说的肇兴都与现代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传媒的介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小说。

    娱乐狂欢下什么被遗忘？

    这种娱乐的专制，是如此隐蔽地存在着。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再体验到那种传统的、细致入微的痛苦。而在如此这般的娱乐的专制下，个人的痛苦会显得如此不值一提。

    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与鲁迅、沈从文那个时候相比，现在大众传媒对时代的影响要更为深刻、广泛。如果说在《申报》的那个时候，媒体在相当的程度上起到类似于舆论“统一度量衡”的作用，那么如今的大众传媒确实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就中国的媒体而言，这种变化当然更多是积极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突出，而且可能越来越突出。

    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大众传媒有一个一针见血的说法。我觉得，它对中国媒体同样有效。那就是，他认为当代大众传媒其实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娱乐的声音。在此情境下，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播音员因为长得丑一点，不能带给观众视觉的愉悦，那么一旦收视率直线下降，这个播音员的下场就是卷铺盖滚蛋。

    在这本书中，波兹曼提到不少有趣的事例。比如，按他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