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丁玲第一个作了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的发言，她首先指出： 王实味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因此文艺界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应该揭发他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反阶级的活动，打击王实味，要打落水狗。同时说明王实味不是文艺家，他企图动员文艺家起来"干"完全是对文艺界莫大的污蔑。接着丁玲反省了整个"文艺界"在王实味的两篇文章考验下的失职，然后，检讨自己的耻辱和罪恶，并宣布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最后表示了自己改正错误和勇气的恒心。［４０］7月份，丁玲应朱德之约到八路军司令部读了两天电报，写出了特写《十八个》。1944年6月30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介绍合作社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得到毛泽东的写信庆祝。

    6月9日，艾青在中央研究院的座谈会上发言时，不仅彻底地否定了王实味的文章，而且干脆取消了王实味的做人资格。6月16日，艾青又在文艺界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现实不容歪曲》，全面深入地批判、揭露了王实味的种种罪恶，申明了文艺家对革命阵营应有的正确立场和态度。［４１］后来，艾青随同一个运盐队到"三边"去考察民间艺术；回来后写了万行叙事诗《吴满有》歌颂农民劳模，参加秧歌队并写了《论秧歌剧的形式》的总结文章，受到毛泽东的好评，到三五九旅去慰劳战士，终于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模。

    然而，王实味不仅面对克勉的《"轻骑队"及其他》［４２］、齐肃的《读〈野百合花〉有感》［４３］、里图的《大胆与硬骨头》［４４］等批评均未予理睬，而且更有甚者，据范文澜说，胡乔木跟王实味谈过两次并写过两封信，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并且"两个多月以来，党委和他谈话，有八次之多。我也和他谈过两三次。他总是狡辩，毫不认错。昨天早晨他还对我说：'你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没有发现我的错误。'党委又曾委托了五个同志经常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其他个别的同志自动去和他谈话的也很不少。他仍旧不反省。半个多月来，每次座谈会都希望他出席，他不肯。每次座谈后都有同志把会上同志的意见告诉他，希望他反省，他也不接受。座谈会又推派代表去和他谈话，谈了两个整整的半天，他仍旧一味狡辩"［４５］。如果我们排除掉上述叙述中的某些情绪化用语和"半个多月来，每次座谈会都希望他出席，他不肯"［４６］的史实错误，范文澜的叙述是基本可信的。更有甚者，王实味还向党委提出退党要求，他说他"个人与党的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几乎无法解决的"，他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４７］。这一举动，极容易使人产生王实味以此要胁党组织的不良印象。王实味后来虽然撤消了退党要求，但他依然毫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公开为托派理论辩解，激起了与会者的义愤和质问。

    如果我们再联系考察王实味北大时期的求爱事件、上海时期同张天翼断交和跟编辑大吵、延安时期在本单位只除了跟张闻天、王学文两人没吵过而特别经常地跟陈伯达发生摩擦所体现的性格孤僻急躁、言词尖酸刻薄、喜欢惹事生非、容易得罪他人的状况，再加上他在整风期间的所作所为，就更容易断定悲剧典型非他莫属。在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动员大会上，不仅骂罗迈的讲话活现了家长制的作风"这是比猪还蠢的作风"，提出要求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委员实行民主选举，而且还认为在整风中要检查每个人的骨头软硬，应该敢于向"大人物"、"上司"提意见，同时要求应该允许人们在整风壁报上匿名写文章；在整个文艺整风的过程中又拒不承认错误。

    与陈伯达结怨，必然招致整风时已成为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的报复；人缘不好，更容易造成墙倒众人推的局面；拒不承认错误，必定会被树为整风的最坏典型。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陈伯达揭发出王实味文章中的托派思想及有人揭发王实味平时同情托派的言论后，王实味在整风初期的所作所为也就再也不被人们认为是动机纯洁了，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人们也就急于反戈一击、摆脱干系，从而证明自己的动机是纯洁的或者是被蒙蔽、受欺骗。作家们"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４８］。"文抗"理事会开除了王实味的会籍。加上康生的插手，王实味终于被戴上了托派分子的帽子，并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逮捕入狱，逐步走上了不归之路。

    然而，我们无法回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且不说萧军在延安一再地与文人们打笔战和进行舌战，其观点的出格、言论的尖刻、态度的傲慢、性情的倔强都不在王实味之下，更有甚者，萧军还经常批评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宣传"政治家和文学艺术家不可能互相了解，应当各走各的路"［４９］。在文艺座谈会上，萧军还强调作家要有自由和独立，尖刻刺耳地说整风"如果光说不改，那不成'露淫狂'了吗？"［５０］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萧军还曾受朋友之托，替王实味向毛泽东说情，在参加批判王实味的会上，大声喊叫让王实味说话，并在回家的路上说了表示不满的话。当中央研究院派郭小川等4位代表到萧军的住处提出抗议，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时，萧军断然拒绝、轰出代表。他还专门写了份说明真相与意见的书面材料《备忘录》，上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仅在"文抗"整风小组会上宣读《备忘录》，而且还于10月19日下午，在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再次宣读《备忘录》。引发了与丁玲、刘白羽、周扬、李伯钊等党内作家和陈学昭、艾青等党外作家的激烈辩论，最后萧军勃然大怒地愤然退出会场。这一切，毫无疑问地会让当时的人们产生萧军"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的看法。

    但是，当时萧军在政治上却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那么，萧军跟王实味绝然相反结果的原因何在呢?一种流行的解释是： 因为他与毛泽东私交挺深，"毛泽东当时比较欣赏萧军"［５１］。如果进一步考察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与私交很深的人反目，这一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我们以为，除了私交挺深、比较欣赏之外，至少还应该加上上文论述的因萧军的知名度与地位使其容易在国统区产生政治负面影响，萧军不是中共党员又没有历史问题、不属于整风的主要对象，萧军在文艺整风的过程中没有发动群众向政治家发难，及毛泽东针对萧军的个性而采取的独特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等方面的原因。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萧军是个既容易"绝对地看问题"又"极坦白豪爽的人"［５２］，萧军坦白豪爽、看重情谊，虽然萧军的"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５３］，但是，萧军绝对没有政治野心。萧军不仅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物，而且他还是最早真诚地向毛泽东建议党应该制定文艺政策的人，并且积极地完成毛泽东托付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意见和情况的任务。从毛泽东1942年4月至座谈会召开前找文艺家谈话的情形中，我们不难发现： 毛泽东对于跟他思想观念分歧较大的文艺家，采用的是和蔼却不亲近、感化而不深究，既要设法改造他们的思想又尽量不要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