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冲突

    王实味的杂文的核心命题简单地说就是政治家（工农干部、政治）与艺术家（知识分子、艺术）的诸种关系问题。

    首先，它讽刺、暴露了某些工农干部（政治家）对青年知识分子缺乏爱护、理解及其在生活中搞特殊化，缺乏民主、平等意识。某些"大头子"、"小头子""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差不多漠不关心"，"搭出首长架子来训人"，是"自私自利的家伙"；把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的缺点提意见，说成是"牢骚满腹，到处发泄"；当"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时，"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为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建立"干部服小厨房"［１］阶层。

    其次，它暴露了某些工农干部（政治家）的言行不一致及其文过饰非的错误。某些工农干部（政治家）动不动就说知识分子（艺术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某些政治家面对批评，以"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及其"天塌不下来"，"妈底个×，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２］等言论来文过饰非。

    再次，它高扬了艺术家在对于政客及其阴暗面斗争中的伟大作用与勇气。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的自信，揭露某机关曾有某艺术家因写了《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的文章"结果被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的事件，并且揭穿了某些政治家认为"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的谎言和否定了某些政治家认为"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３］三种理由。较为系统、辩证而又有所强调地从事业组成、个性特点、着眼点、优越性、局限性、艰苦性等几个方面，对比、探讨、评价了政治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异同关系，指出："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并向艺术家同志们发出呼声："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４］它还号召艺术家（知识分子）们："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要积极起来呵，同志们，睁大眼睛来辨正邪。到处扶持正气，打击邪气"；"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５］

    周扬的《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一文指出： 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６］。这里虽然有把王实味讨论的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关系问题置换成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因此有不完全符合《政治家·艺术家》内容的实际之处，但是它又确实是抓住了王实味杂文的核心命题之所在。

    王实味杂文中的核心命题与毛泽东原先批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曾说过："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７］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为了配合毛泽东前一天在中央党校所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发表了同名重要社论，在社论中再次批评了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对'三三制'的实行，又是不坚决、不彻底"的种种错误表现。

    那么，王实味的杂文又为何会成为文艺整风的批判对象呢?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它们的语言太尖刻了。如果我们引述几段毛泽东当时的演说和文章的语言，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王实味杂文的语言并不算太尖刻。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演说中说："只要你认得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８］毛泽东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写道："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都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90%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９］

    众所周知，促使对王实味杂文被批评升级成为文艺整风的整肃重点对象，是源于王震、贺龙、朱德等几位政治家的批评意见及其批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采纳和支持。

    3月下旬，王震应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之约，来到中央研究院观看壁报，王震看完后极为不满地大声骂道："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１０］他到《解放日报》社找博古提意见，并在3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和贺龙一起批评了《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

    我们认为将军、总司令对王实味等人的杂文如此发火的主要原因有：

    一、 军事家与杂文家对延安生活的思想感情、观照方式不同。军事家深感延安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众多革命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建成与保护的，这里的一切都来得极为不易，哪怕存在某些缺点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容不得别人说三道四。贺龙直接对写过"暴露黑暗"作品的人说："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这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１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朱德的发言中也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这已经是天堂啊。有的同志说，外面大都市里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啊。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１２］

    二、 军事家在长期的军旅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部队的极为严格、惟命是从的管理方式，使得军事家们难于理解杂文家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的精神和"枪口对内"与"暴露黑暗"的方式。为了保证部队的革命战斗力，共产党在军队中实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第一条即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在部队中最为流行的话语便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1937年8月1日颁布执行的《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就强调指出："对于党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