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从文人的知名度与地位、文人面对批评的态度和文人跟自我与他人的"错误"思想斗争这三个方面，把王实味与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同样在文艺界整风中受到批评的杂文作者进行纵横比较、审视，就能够揭示王实味何以会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

    首先，我们从当时同样被批评的文人的知名度和地位方面来考察。虽然早在1933年9月出版的王哲甫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就开列了王实味的本名和笔名；王实味在赴延安前，创作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4篇短篇小说，翻译出版了外国小说、戏剧100多万字。但王实味1937年10月进入延安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堂堂的北大肄业生、知名的作家、翻译家的王实味，却只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的普通班去当学员。似乎只有洛甫注意到王实味的英译水平，因而点名调王实味到新成立的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王实味虽有"文抗"会员的会籍，但在延安文艺界并没有多少知名度，连当时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中央出版局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的博古，都不知道王实味是何许人也，"《野百合花》发表以后，第一个向文艺栏提意见的是社长博古（秦邦宪）。见报的次日上午，博古来到编辑室，问陈企霞：'王实味是哪里的?'企霞说：'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３１］

    丁玲曾以成名作《莎菲女士日记》等享誉文坛，担任过"左联"党组书记、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主编，是第一个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著名左翼作家，中共中央以中宣部的名义，高规格地举行了欢迎会。丁玲随红一军团上前线后，毛泽东曾用电报发给丁玲一首词：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赠给作家的词作，词中高度赞誉了丁玲来到苏区的重大意义。20世纪30年代末，生活书店在向读者介绍丁玲主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丛书》时称："丁玲女士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女战士之一。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她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辗转在山西等前线，作艰苦的斗争。"［３２］在延安整风之前，丁玲就已经成为延安文艺界跟周扬平分秋色的两位领导人和"高级干部"之一。如果将丁玲这位不仅是延安文艺界的台柱之一，而且在全国有如此重要影响的女作家树为文艺整风的典型来批判，那无疑会产生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并且容易成为敌对政治势力攻击延安中共"迫害"著名作家的口实。因此，在一次毛泽东主持的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议上，毛泽东在总结发言时，把《三八节有感》与《野百合花》及其作者丁玲与王实味作了区别，保了丁玲。［３３］

    萧军因1935年8月出版由鲁迅亲自撰序推荐的表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而赢得了"抗战作家"的荣誉。早在1937年延安陕北公学召开的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他对鲁迅最早的和惟一的"专论"式讲演《论鲁迅》，其中共引用了鲁迅的三篇文章，一篇就是鲁迅1934年11月17日《致萧军、萧红》，由此可见萧军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着不一般的地位。萧军在延安不仅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理事，担任了文艺月会的干事、《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和《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要职，而且与毛泽东深交为朋友，毛泽东不但多次给萧军写信，还多次挽留准备回重庆的萧军留在延安，这在延安作家中是少见的。

    艾青早在1934年5月，就以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誉满全国诗坛。第一部诗集《大堰河》的出版，奠定了艾青在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20世纪30年代末，艾青成为中国诗坛继郭沫若、闻一多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皖南事变"后，艾青、罗烽等人是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和经济资助下奔赴延安的。到达延安后，不仅张闻天和凯丰设宴欢迎艾青等人，艾青还获得了以两个窑洞安家的特殊待遇，而且被选为《诗刊》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候补理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等。

    罗烽虽然在创作的知名度上不如丁玲、萧军、艾青等人，但他曾任哈尔滨东区宣传委员、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负责北满的文艺运动，曾是以舒群、萧军、萧红等为核心的"夜哨"作家群政治上的"灵魂"。赴延安后，罗烽既是"文协"的专职作家，又是中共文化艺术工作的重要组织领导者之一。负责办起了"星期文艺学园"，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他还被选为独立后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第一任主席，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毛泽东在文艺整风中"希望有两种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坏的"［３４］。那么，如果需要在上述五人中树立一个最坏的典型而又能使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小，那么这个人就必定无疑的是王实味。

    其次，我们从当时同样被批评的文人面对批评的态度方面来考察。丁玲在中央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被批评后，第二天就特地主动登门去找贺龙认老乡，聆听意见。第三天，贺龙跑到"文抗"来回访、劝慰丁玲，丁玲再次向老乡说，自己昨天去找他，就是要让他用炮火来轰烧自己的毛病的。她盛情地留老乡吃饭，贺龙才惊异地发现作家们每天三餐吃的只是土豆丝、萝卜条。［３５］丁玲听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３６］。

    1942年4月11日，毛泽东第一次约见艾青时曾委婉地批评说，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许多文章大家看了都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或是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艾青立即建议请毛泽东开个会并出来讲讲话，当毛泽东询问自己的话有人听吗?艾青旗帜鲜明地回答说："至少我是爱听的。"［３７］毛泽东写信请艾青代为收集"反面的意见"。艾青便坦然地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再次邀艾青去交换关于"歌颂与暴露"问题的意见，艾青态度恭敬地聆听意见并认真地做笔记，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文章作了认真的修改，改变了自己原先发表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艾青的诚恳建议、谦虚态度和修正观点，必然会增强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和制订文艺政策的信心并留下较为满意的印象。在座谈会上，艾青听到朱总司令说："艾青同志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３８］座谈会之后，艾青便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上前方去体验生活与写作，表现了自己但愿一识工农兵这一韩荆州的愿望。

    罗烽在毛泽东1942年4月份找他汇报文艺界情况时，虚心向毛泽东请教杂文可不可以写的问题。在座谈会上，他们的杂文受到不点名的批评，开完座谈会，罗烽就把自己到延安后写的文章送交给毛泽东审阅，这一举动既表现了罗烽主动虚心请毛泽东批评指正的态度，又同时隐含着相信毛泽东可以从中明鉴他文章中的立场与党是一致的愿望。毛泽东在6月12日《致罗烽》信中写道："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３９］显然，只看过一遍的毛泽东委婉地否定了罗烽除《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之外的其余文章。对此，罗烽当时并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抵触和不满情绪。

    最后，我们从当时同样被批评的文人跟自我与他人的"错误"思想斗争的方面来考察。上述文人面对批评时的态度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