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制和民主运用的伸缩性，应有正确的解释。防止极端民主化的发生，防止把党内的民主用到军事上去，以致影响到指挥员的威信。"［１３］因而"暴露黑暗"所体现出的民主意识与方式在部队中是明令禁止的。欧阳山尊亲眼目睹了贺龙的一次骂人： 在1941年纪念"八一"的晚会上，演出节目之前连队间互相点名"啦啦"唱歌，一个文化教员"啦啦"到贺龙的头上："欢迎贺司令员唱歌!"贺龙站起来说："打仗我行，可是不会唱歌，请你们原谅!"可那个文化教员却发动了更多的战士"啦啦"贺龙唱，并鼓动说："贺司令员不唱大家说行不行呀?"贺龙再次站起来说："我真的不会唱歌，还是同志们唱吧。"没有想到那个文化教员竟然说："贺司令员唱不唱请群众决定，赞成司令员唱的举手!"有一部分战士附和地举起了手，贺龙勃然大怒，在桌上猛拍一掌说："岂有此理!司令员干不干什么要用举手表决?这是部队!不能搞这套极端民主!"贺龙的话将大家都镇住了，全场寂然无声。［１４］

    三、 军事家从实用主义的观念出发，要求艺术家一切为战争服务，对于杂文家强调文艺的反功利主义深表不满。抗战初期，被派往前方部队实习的各批鲁艺学生在实习期满后，大多被挽留甚至被扣留在部队，不让他们回校继续学习。1942年贺龙回延安后，就公开地对周扬表达了他对延安文艺界提倡关门提高与反功利主义的抗议，他到"文抗"去拜访作家们，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是欢迎他们到部队中去。

    在这场艺术家与政治家的矛盾冲突中，评判者自然是既分管文艺界整风，又集党权、军权于一身的毛泽东。毛泽东虽然在1941年9月10日的高级干部整风中曾说过"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１５］等被认为是替知识分子、文学家讨公道的话，但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中的杰出代表，在他所构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宏大国家机器中，文艺家只能是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的讲话就充分地表现出"文"是从属于"武"的。［１６］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的大会上又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１７］毛泽东常常告诫大家："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１８］

    在毛泽东的眼中，即使同样是写文章，政治家的文章也是比艺术家的文章显得更为重要的，因而政治家为了写更为重要的文章，是可以允许其享有些特殊化的。在1942年2月间的一次会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丁玲、艾思奇等人说："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只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只蜡烛，也不合理。"［１９］4月13日，毛泽东在跟鲁艺的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等人谈话中间，突然指着办公桌上的一盏煤油灯说："我毛泽东，也就是有这么点特殊照顾嘛。"他接着说某某作家说延安也有不平等： 为什么毛泽东点煤油灯，他就没有煤油灯?毛泽东又说："这要看谁写的东西重要了。"毛泽东笑了笑又说："我就说，我当然说我写的更重要，这盏灯就是不给你某某人用嘛。"［２０］对于毛泽东来说，"军事战争，政治革命，是他认识、处理、解决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的出发点、立脚点和归宿点"［２１］。

    所以，当读到《野百合花》三、四节后，毛泽东的反应异常强烈："曾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２２］其中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王实味的"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中的话语严重地刺激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从4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２３］当王震向毛泽东汇报了壁报的情况之后，毛泽东便在警卫员和中央研究院领导的陪同下，于4月初的"一天晚上，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２４］墙报上王实味的《零感两则》与《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两文中的"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虽然，这些人本身也不是毫无邪气"；"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纲［刚］的硬骨头!""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等等话语，再一次使毛泽东感到证明了自己原先对《野百合花》的基本判定："《野百合花》这里边有文章"［２５］。事实上，毛泽东等政治家与王实味等杂文家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早在1938年11月6日闭幕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明确指出党的政治纪律是："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毛泽东等政治家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解是有实用性前提的，而王实味等杂文家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则更多地体现为"理想主义"或"应当如此"的文化性色彩。毛泽东这时意识到自由主义造成了"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２６］。认为王实味与其他偶犯错误的杂文家不一样，"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２７］投了政治家赞成票的毛泽东，为了使他的这一举措能够得到其他人的同意和理解，曾对此进行了自圆其说的解释："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虽然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气不好，我们一嗅就嗅出来了。"［２８］

    多种因素铸成悲剧人物

    据胡乔木回忆，在当时"王实味不代表整个文艺界。尽管《野百合花》引起很大争论，比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争论得更尖锐，但《三八节有感》，在文艺界有相当代表性"；胡乔木还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当时主要是围绕两个人，头一个是萧军，然后是丁玲，还有其他一些人多少牵进去了。斗得相当厉害"［２９］。而且，"从艺术力量上来看，王实味的两篇杂文在那次文学新潮中无人堪比。但是，若是从他所提供的思想、意识上的某些方面来分析，比起他的同道来，也的确找不出太多的新识卓见"［３０］。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王实味成了文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