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五卷本的《陈有才诗文集》出版了。这是陈有才先生在文坛勤奋耕耘五十余年的丰美收获。我作为一个信阳文学的晚辈，在此真诚地表示祝贺。关于陈先生的诗歌，不少研究者都写过很认真的评论文章，我读过其中一部分，并同意他们的分析和观点。并且，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短时间内我自己提不出新颖的见解。从2011年8月开始，我介入了信阳文学界的一些活动，对信阳文学增添了一些认识。我愿意在这里谈谈陈有才先生在信阳文学中的意义这一个问题。

    一、“文学信阳”形象的有力构建者

    现在，每个城市（或地域）包括我们信阳十分注意自己的城市（或地域）形象。“魅力信阳”的提出、“十佳宜居城市”等荣誉的获得，都让我们的城市形象意识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山水、毛尖、信阳菜等信阳地域文化名片也开始撒向更广大的空间。相比之下，“文学信阳”形象的建构走得比较缓慢。其中，认识不足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文学尤其是有影响的文学作品对于一个地域的文化形象建构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有力的。文学作品具有传播的广泛性、影响的持久性和内涵的丰富性等特点，它也很容易转化为旅游资源。比如说，沈从文之于湘西，如果没有沈从文的作品，湘西凤凰古城就不会具有那么大的魅力。沈从文的作品对于湘西形象的建构功莫大焉。《沙家浜》、《朝阳沟》等经典戏剧作品，对于当地的文化旅游开发的价值也是很明显的。陕西当代作家的作品中的地域形象，比如路遥笔下的陕北、陈忠实笔下的关中、贾平凹笔下的陕南，恰好完整地建构了文学陕西的形象，其文化价值和旅游价值的凸显是早晚的事情。

    陈有才先生的诗文集，是信阳甚至是鄂豫皖交界地区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的一座宝库。从山山水水到花花草草，从春耕冬藏到婚丧嫁娶，从艰难时世到激荡岁月，从黎民百姓到非凡人物，豫南信阳的种种日常与传奇都可以在陈有才的诗歌中找到踪迹。在信阳文学界，热爱家乡的人实在不能算少，他们创作的关于信阳的作品也同样实在不能算少，但象陈先生这样用心、这样执着而又做得极致的人却是罕见的。我在拜读《陈有才诗文集》的过程中，常常发出惊叹，惊叹陈先生的诗歌是那样的博大深沉，惊叹陈先生对旧时生活的记忆是那样的鲜活，也惊叹陈先生对豫南风物的感觉是那样的精细。值得注意的是，《陈有才诗文集》不仅有“乡土、乡音、乡情、林海、山海、星海、野山、野味、野情”，也不仅有“山魈与水妖”、“蜕皮的蛇”，更有人生历练中凝聚的沧桑岁月，以及肝胆历练中一次又一次的感觉再生。举凡信阳事件、固始县委书记王正刚事件、农民工劳务输出等豫南大地这片厚土家园中所遭遇的耐人寻味的历史变迁，都在《陈有才诗文集》中有所书写和录存。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有才诗文集》既是不折不扣的豫南风土志，又是一部个人化的信阳现代史。谁如果想全面深入地了解信阳，那就去读读《陈有才诗文集》，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令人惋惜的是，陈有才先生的诗歌之于“文学信阳”形象建构的意义至今未能被完全认知。比如，《鸡公山歌》对于鸡公山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升华应该说是其他关于鸡公山的出版物所无与伦比的，但我似乎没有看到《鸡公山歌》的传诵以及媒体深加工。文学之于地域形象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附魅的过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一些名山大川，其所以得名，不在于其自然状态的雄奇秀丽，而在于其历史变迁中所负载的文化内涵，一些名人去过，一些历史事情发生过，就是这些一次次的文化附魅，使得其知名度和美誉度牢固地树立起来。现代作家刘大白先生面对西湖的盛名，颇有些不平地作诗说：“故乡多少佳山水，不似西湖浪得名。”这的确是无奈的事情，不过也让人感到文化的力量。西湖之所以成为胜景，不就是无数文人墨客进行形象建构的结果吗？我觉得信阳的一些山山水水，之所以平淡，文化附魅的缺乏大概也是其中的原因。而《陈有才诗文集》，在这个问题上，显示了其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诗坛常青树”之于诗界的启示

    陈有才先生作为一名诗人为人所知，是在20世纪60年代。那时诗坛的情形是民歌体一统天下，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并且崭露头角的诗人，不可能不是民歌体诗人。陈先生在那时勤奋创作，逐渐引起全国诗界的注意，并光荣地参加1965年全国青年创作会议，这在信阳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陈有才先生和当时许多诗人一样，不可避免地写出了一些具有“赶任务”性质的诗作，但其创作的真诚性是不容置疑的。应该说，陈先生在此时民歌体诗歌的创作中是得心应手的，父辈的熏陶、少时的积淀和学校的学习所得，开始在诗歌创作中喷薄而出，幻化为清新烂漫的诗歌之花。今天看来，那时的诗歌连同陈先生的诗歌在内，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其率真明朗的情感质地、单纯朴素的诗歌追求令人心向往之，尤其是在今日诗界，堪称空谷足音，是弥足珍贵的。

    历史变换之后的八十年代，民歌体及其诗人在诗坛开始变得落寞。八十年代以来的诗坛，开始接续五四新诗的现代性探求，而把十七年时期的新诗视为反现代性的谬种。在一浪高过一浪的“PASS”声中，新诗变本加厉地走向了精英化的道路。从朦胧诗、先锋诗到后新潮诗，再到知识分子写作，新诗在西方诗歌潮流的影响下不断升级自己的现代品质。与此同时，新诗也远离大众，成为一种典型的孤芳自赏的精英文化类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新诗是现代性十分典型的产儿，从胡适开始，创新、尝试成为其内在的精神传统，新诗界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新诗是不断求新的，是崇尚超越的，因而一直有‘PASS’的冲动和声响。但我们今天开始反思现代性了，我们就会发现，新的就一定好吗？后来的就一定比先前的好吗？陈有才的诗就一定会被后来者超越吗？价值就一定会随着历史烟尘远去吗？不一定的。这让我想起艾略特的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强调，传统不是一个提供超越的平台，它是一个标准，一个品质，后来者不是对它的超越，而是一个贴近和丰富的过程，就像体育运动，经典对于后来者来说只是一个达标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超越、刷新记录的问题，不是竞技，而是达标。所以，已经由历史、由时间确认的关于好诗（不仅仅是古典诗词）的常识应该说是有效的。”从“好诗”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陈有才诗歌历久弥新的意义。翻阅《陈有才诗文集》，我们很自然地会感到其诗心的跳动和诗美的绽放，这种感觉和我们对诗的最普遍的理解是一致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陈有才诗文集》的主体部分是写于80年代之后的诗歌。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文学中，许多活跃在50、60年代文坛的作家和诗人面临着失语的问题。他们找不到自己发言的位置，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话语空间，原有的一套话语形式也变得失效了，许多人为此焦虑并最终停止了创作。不知道陈有才先生是否有过这样的焦虑，但事实是他的“感觉再生”很快地实现了。陈先生不是顽固派，他的创作的基点也并不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