隘地简单地附庸在政治旗帜上。他在1965年青创会上的发言《我唱山歌党定音》，虽然有那个年代显而易见的政治色彩，但却奠定了其为人民歌唱这样的创作方，而不论时代如何变幻，人民一直是依然有效的命题，人民生活则依然是有效的源泉。陈先生的这个方向是淡定的、大气的。也因此，陈先生表现出了不竭的诗情。在陈先生的笔下，信阳人民生活的变动轨迹都成为陈先生的题材，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陈先生对生活的敏感和热情。我特别感慨的是，《我是首都农民工》之类的篇子中所洋溢的那种为底层民众代言的激情，这恐怕是我们时代最可宝贵的情感了。当大多数诗人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的灵感和独异体验的时候，很少有人去关注底层人民的丰富情感如何抒发的问题，很少有人去描写和记述这些真切的生活体验。陈先生在意了这些问题，并且耐心地感同身受地书写了这些情感与体验，因而其诗歌也获得了与时俱进的蓬勃的生命力。

    陈先生当然也会感受到诗界的纷乱以及诗界对他的冷漠。但他不介意也不气馁，而是顽强地坚持自己的创作主张，毫不讳言“我是吃民歌长大的”。这种坚持成就了他的创作个性，也开拓了他的诗歌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清醒地面对事实进而更新一下我们对诗界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诗界其实并不是一个个知名或不知名的小圈子，诗界仍然具有公共性，仍然有许多诗坛潮流之外的诗人和读者在丰富这个世界，陈有才先生的读者大多是这样的读者，无功利地表达自己的诗情，或是不平而鸣，或是引吭高歌，真正地展现了诗歌的常态。在这里，我无意对诗坛的诸多流派作出抑扬和褒贬。新潮诗歌有新潮诗歌的历史合理性和文化空间，同样民歌体也有相应的文化空间。这两种文化空间不是彼此绝缘的。我们从《陈有才诗文集》中可以看到陈先生在坚守之外对于自由体的汲取，这种汲取丰富了陈有才诗歌语言的弹性，也给其诗歌情感带来了一种回旋的品质。陈先生大概是承认这一点的，所以他说“一半民歌体，一半自由诗，这就是陈有才”。

    在这里，我所为陈先生抱不平的是，现今学界的诗歌史叙述，往往把新潮诗歌一路作为新诗唯一的存在，而忽略了更为广大也更为活跃的诗歌话语空间。在这些关于新诗的叙述中，似乎除了新潮诗歌一路，其他诗歌的生长和发展是无效无前途无生命力的存在。而陈有才先生，作为一棵诗坛常青树，其意义就在于打破既有的甚至有些牢不可破的诗歌史叙述，让人们正视到，如此的写作竟也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而诗歌史叙述遮蔽和压抑的东西是那样的丰厚，以至于诗歌史叙述只能沦为一种单调的叙述而已。

    三、“老师”的意味

    陈有才先生不管是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十分喜欢别人称他为老师。我想，这不是简单的好为人师，而是一种对于诗歌传承者使命的自觉。在陈先生迄今五十余年的文学生涯中，奖掖提携新人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在《陈有才诗文集》中的文章部分，有很多是陈先生为后来的文学爱好者所写的序言，其中所包含的殷殷之情，是每一个阅读的人都能体会到的，而获得序言的当事者恐怕会有更深切的感受。这种来自于个体的感受汇聚成了推动信阳文学繁荣和进步的力量。与此相类似的是，陈先生多年主持《报晓》，推出了许多新作品同时也推出了许多新人。信阳文学界的很多有所成就者，第一篇作品都是在《报晓》上发表的，他们从这里开始为更广大的文学界所知。最近，莫言先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许许多多的消息报道中，我注意到这样一条，就是莫言第一篇发表的作品《春夜雨霏霏》是发表在保定文联主办的刊物《莲池》上，我不知道这份刊物有没有刊号。但我想莫言发表第一篇作品时的兴奋，是不亚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而《莲池》仅仅依此就可以被历史所记忆。我们的《报晓》和《莲池》是地位、级别、功能都相似的刊物，它也会拥有和《莲池》一样的光荣。多年作为主编的陈先生，一定会体会到这个身份的庄严性，也因此，我们会对陈先生帮扶新人之勤勉而感到释然。

    提到陈先生作为“老师”的意义，我们必须面临一个问题。即，许多虔诚地以师礼待陈先生的诗人，其诗作风格和路径和陈先生迥然相异，而且这种相异是伴随始终的。这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师生情形是不大一样的。难能可贵的是，陈先生是视野宽广、胸怀博大的人，他理解青年人的叛逆的激情，同时也坚持自己的写作伦理。陈先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历练和生存体验是不可替代的，因而也会心同此理地尊重别人独异经验的表达。正是这种独立不倚的诗歌精神，成为信阳诗界共同认同进而潜在师法的对象。因此，今天的信阳诗界，虽然有“信阳诗歌方阵”的名头和影响力，但其内在的多元化及其活力是引人注目的，这也成就了信阳诗歌的品质。

    陈先生作为老师，还有一个历史性的意味。那就是，陈先生对于“信阳诗歌方阵”的奠基作用是历史性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陈有才是信阳文学的主体存在，提到陈有才就会想到信阳诗歌，提到信阳诗歌就会提到陈有才，外界会认为信阳是个写诗出诗人的地方。而对于信阳人来说，陈有才提供了信阳人可以写好诗的自信，提供了此路可通的确证。我想这是信阳诗歌蓬勃发展的一个前提。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陈有才老师是一个小说家，那么今天堪作信阳文学主力军的很可能是“信阳小说家方阵”。在很多地域文学中，我们不难发现此类现象，往往是本地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创作的影响力要远远高于其他的杰出作家甚至水平更高的经典性作家，这种影响力连同文体形式本身会顽强持久地存在。因为外面的作家不管如何高明神奇，但总是觉得渺远；而本地作家却缩短了这种心理距离，提供了可行性的自信。比如柳青之于陕西作家的影响，尤其是柳青的经典作品《创业史》那种对历史性宏大叙事的抱负、对长篇小说文体的追求，至今依然沾溉陕西文学。再比如我们河南的李准，在十七年以《不能走那一条路》和《李双双》等一批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风靡一时，极大地影响了河南文学的结构形态，从稍后于李准的段荃法、吉学霈、乔典运直到今天的李佩甫、刘庆邦、阎连科，都不能不说是潜在地受到了李准的影响。这就是以特殊形式存在的“老师”的意味。陈先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特殊的“老师”。

    真诚祝愿陈老师文学青春永驻。作者：吕东亮【原标题：陈有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