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采访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从事诗学和叙事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在国内文化艺术圈颇有影响的作家耿占春，记者回到母校河南大学，蓝天白云下漫步在充满鸟语花香、绿树葱茏、姹紫嫣红的校园里，一种亲切的感觉涌上心头。记者与在河大担任特聘教授的耿占春，一边穿越校园，一边就文学艺术进行攀谈。耿占春留着标志性的大胡子，谈起话来有条不紊。带着粗犷气息的大胡子加上文人的气质，这两者的巧妙融合，使得他颇具特色，令人印象深刻。当然，在圈内最令人称道的是他深邃、理性的思想以及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修为。看过耿占春写的一些书，会觉得古人所说的一番话，用来评价他比较贴切：今之博通经史而不能为诗者，犹之有厅堂大厦而无园榭之乐也；能吟诗词而不博通经史者，犹之有园榭而无正屋高堂也。是皆不可偏废。耿占春长于思辨，也擅长诗歌等文学创作，为写出一本学术性强的书，他能耐下性子用几年的时间来准备、打磨，所以，读者可以在他的专业书中看到几种学术理论的融会贯通，他是一位能够潜心做学问的人。

    一

    记者与这位颇受学生欢迎的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是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研究员的谈话，是从他获得国内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开始说起。

    耿占春的《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获得2008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知名作家阿来、李西闽、臧棣、塞壬分获2008年度杰出作家、散文家、诗人和最具潜力新人奖。在陌生人眼里，估计大胡子耿占春说话也会比一般人粗犷豪放，毕竟又是得过文学艺术界重要的奖项、专业突出。但是耿占春的个性与外表的粗犷，恰恰相反，说起话来，让人感觉他是一位淡泊、安静、理性的智者，轻声细语的谈话中不时迸射出智慧的火花。他是谦虚、温文尔雅的，他平静地说：“获一个奖其实真没有什么好谈的。这个奖的独特之处不是奖金高，有两万元吧，它的特色是不需要个人申报，获奖的人一开始也不知道，是无需由个人出面申请的荣誉。”

    曾经看过耿占春关于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一篇文章，记者认为他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和体会，就请他为此讲讲对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看法。耿占春听记者这样提问，他领悟到记者的意思，说：“你这样问或许是因为我在上世纪90年代写过一篇关于独善其身的短文。”当时，耿占春通过多年来对在机关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的一些现状进行观察与分析，而后写成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充满对部分知识分子自身生存状况的嘲讽，也是自我嘲讽。耿占春说：“其实我不大相信独善其身的价值，虽然君子慎独这个理念是可贵的。然而，在一个有着病态情形的环境中一个人难以独自健康，就像在一个连水、土壤和空气都已经污染的环境里，奢望自身没有毒素。仅仅关心自我完善会陷入一种自欺欺人的空想中，必须关心制度之善或制度之恶的问题。制度之善能够培育人，良好的制度比单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体系更能改变人、塑造人之善。”

    耿占春认为存在诟病的环境中知识分子要想独善其身，仅仅关心自己、爱护自己是远远不够的，这样也达不到独善其身的目的，从动机上说可能是自私的，从人的社会意识上说是狭隘的，必须做到关注周围环境，通过为完善生存环境而努力、标本兼治达到价值的体现，而不仅仅是为了个人主义的独善其身。否则，这还有什么意义呢？

    二

    了解到耿占春曾做过临时工、公社干部、教师，人生阅历丰富，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的磨砺，所以记者想请他谈谈人生中难忘、感触深的事情；另外，也想请他谈谈大家都关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怎样在风风雨雨中扎根农村一步步走过昨天，历经省文学院专职作家、高校教授，坚定地迎来知识分子的生活。“文学、语言，在早年极其匮乏的生活中是作为一种希望出现的。但如果不是1976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我的这一希望早就破灭了。”参加高考的之前，耿占春在一家油脂加工厂当司炉工，他21岁了，不知道生活将怎样继续。恢复高考使之在对生活最迷茫的时刻看见希望，他的文学之梦得以成真。

    耿占春无法忘记第一次进到大学图书馆的那种感觉。就像阿里巴巴用“芝麻开门”的咒语打开了宝藏。每个星期都去图书馆借书、还书，他说自己比阿里巴巴还贪婪。“要知道我们小时候要找到一本好书看有多难，而且还得偷偷摸摸的，古今中外的经典都是‘封、资、修’，都是被禁止阅读的。”耿占春说。那是一种充满强烈饥饿感的阅读，他始终认为自己不仅仅是阅读，而且产生了要把每一本书都吃下去的感觉。他喜欢通过阅读、写作的方式没有限制地发展自己的心智，喜欢过一种没有止境的心智生活；他喜欢生命中一直在成长的感觉，心智不会随着身体的衰退而终止成长。他喜欢老歌德那种“我们要在老年的岁月里变得神秘”的求知意志。文学写作与研究几乎满足了他这一近似绝对的渴求。

    耿占春虽然已经成名成家，但是他对自己在社会底层的生活经历并不避讳，他坦诚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都有这个大同小异的经历，不是从小到大一直读书过来的，这是社会环境的原因。小学三年级赶上‘文化大革命’，在那段动荡的时期，我过早地懂得了贫贱、屈辱、饥饿、疾病、谎言和死亡，曾经很迷茫、困惑、痛苦。好在青年时代正值社会发生转变，我抓住了几乎是最后上大学读书的机会，选择的是人文学科，曾有的负面经验与负面记忆也能够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感的一部分，能够转换到思想问题的表达中，否则整个智商都会出问题。”有些人喜欢怀旧，怀念那终将逝去的青春，但耿占春说，他不喜欢过去虚度光阴的无奈生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全社会动员，全社会“内斗”结束之前的青少年岁月。

    当年，耿占春参加“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耿占春考上郑州大学。毕业时，赶上组织部门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计划实施，安排他下乡锻炼两年。但说实话，当干部不是他的选择。耿占春觉得既然一时走不了，就认真考察当时所处的农村现状，决意干些实事。当时公社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广计划生育政策，耿占春的主要想法，首先是在乡里建一所养老院，将五保户等孤寡老人集中起来义务赡养，再把有医学、护理专业特长的大中专毕业生等安排到养老院工作，并开办学习班培养医护人员。他还设想建议上级部门安排年龄偏大又无专业特长的人提前转岗或退休，以安排更多有技术的年轻人到岗工作，充分发挥岗位作用。在当时，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的思想还不是太开放，还没有完全从旧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存在因循守旧的情况，况且耿占春带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作风，追求事物理想化，所以碰壁总是难免的。

    这位将来在文学界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者，此刻的内心既惆怅又忧伤，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官场发展，他决意执教。当时，凭着大学期间开始发表的几篇文章，他顺利进入一所师专教书，而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