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之命》是周成王对微子的诰命。微子，亦称宋微子，是纣王的兄长，武庚的伯父。武庚因为叛乱被周王室诛杀之后，周成王决定任命微子作为殷商宗族的继承人，把他封于“东夏”之国，亦即后来的宋国。

　　作为一篇典型的官样文章，周成王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微子的品质，说他崇尚德性，效法先贤，是周王室的贵宾。接着又夸奖微子的祖先商汤，说商汤圣明无边。然后又夸奖微子，说他是商汤美德的继承人，因而，应当居于上公的地位。最后提出希望，要求微子在东夏之国恪守职责，辅佐周王室，争取做各路诸侯的榜样云云。这几个方面的说辞，与现在的干部任命大会上的致辞，大体上差不多。但是，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却可以理解，什么叫贵族气象与贵族精神。

　　微子作为商汤宗族的继承人和商汤宗庙的守护者，可谓标准的贵族。虽然这个家族在政治上不再居于至尊地位，但就当时的观念来看，他们的身份与血统依然是高贵的。这个特点，在周成王的致辞中，已经可以体现出来。微子作为贵族精神、贵族气象的象征，他被册封到东夏(宋国)之后，也把这种贵族精神、贵族气象带到了宋国。

　　那么，到底何谓贵族精神、贵族气象?大致说来，具有某种理想主义精神，信守某些由来已久的古老教条，珍视精神方面的价值，偏向于某种精英主义的立场，有时候会显得有些古板、迂腐、不切实际，诸如此类的精神，可以视为贵族精神、贵族气象。

　　譬如，《韩非子》中记载的宋襄公，就体现了这样的贵族精神与贵族气象:有一年，宋襄公与楚国人在泓水一带打仗，宋军已经排好了队列，但楚军还没有准备好。这时候，宋国有人向宋襄公提出，趁楚军没有排好队列之机马上发起攻击，楚军必败。但是，宋襄公回答说，楚军还在渡河，我们就发起进攻，有损于道义。一直等到楚军完全准备好之后，宋襄公才鸣鼓而攻之。结果宋军大败，襄公也身负重伤，三天后就死了。

　　韩非子讲这个故事，意在讽刺宋襄公不知应变，结果吃了大亏。在韩非子的眼里，死守教条的宋襄公是一个很不明智的负面典型。但是，韩非子没有意识到，这个失败了的宋襄公，正是贵族精神、贵族气象的活化石，而韩非子则代表了一种与贵族精神完全相反的取向: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现实主义。

　　宋襄公的失败，在某种层面上，标志着从殷商经过微子传下的贵族精神的破产，取而代之的新观念，则是公孙固以及后来的商鞅、韩非子、李斯等法家人物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从微子到宋襄公一脉相承的贵族精神和理想主义，则逐渐转化成了儒家学派的基本理念。所谓孔孟之道，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宋襄公所代表的贵族精神的历史遗留物。宋襄公的失败至为明显，其实，孔子与孟子无论是在身前身后，几乎也没有成功过———正如后来的朱熹在回答陈同甫时所言:“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孔子之道“行不通”，其实就是贵族精神、理想主义“行不通”。“行不通”的原因在于:过去那种近乎凝固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流动的世界。从源头上考察，贵族精神大多是在一种变化较少、长期稳定的社会形态中养成的。从殷商时代到西周早期，社会结构高度稳定，社会阶层之间的划分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沿袭已久的传统习惯与经验(其实就是“教条”)，具有相当强烈的规范作用，同时也为“教条”的有效性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当代人的意识里，“教条主义”是个贬义词。其实，“教条”及“教条主义”并非总是“害死人”，在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中，对“教条”的尊崇，对“教条主义”的迷信，其实是一种常态。而且，有一些“教条”，由于长期盛行，不但具有调整秩序、保障预期之类的现实功能，还可以满足人们在心理上、情感上的需要。譬如，“孝”作为一种教条，原本是为了维系父子之间、君臣之间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然而，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教化，“孝”不仅承担了维护政治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等方面的功能，还逐渐承担了心理呵护、情感慰藉等方面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教条”的“孝”，既具有“法律”的功能，同时还具有“宗教”的功能。守护这样的“教条”，类似于宗教信徒对于宗教教义的守护。为什么宋襄公冒着打败仗的危险，也要维护“不鼓不成列”的教条?原因就在这里。

　　一些古老的教条虽然在凝固的社会中可以畅通无阻，但在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中却会处处碰壁。宋襄公如此，孔子、孟子的遭遇也差不多。贵族精神、理想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固有的社会分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新的阶层迅速崛起，原有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全面颠覆……在这种情况下，倘若继续信守古老的教条，就会形成韩非子和现代人所讽刺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失败，并不在于“教条”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教条”在过去能够适用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已经不复存在，由此导致了“教条”的无效。喻中【原标题：《微子之命》：贵族精神与心性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