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素有“江郎才尽”之说。所谓江郎,指的是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他历仕宋、齐、梁三朝,直至封侯而终。他死后,梁武帝亲自参加追悼会,穿素服为他志哀。不过,作为辞赋大家,他却“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令人叹息。原因是据说他从宣城太守任上罢归的时候,曾夜宿冶亭,梦到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对他说:“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江淹便从怀中掏出一支五色笔交还给他,此后便再也写不出华美的文章,时人谓之“才尽”。

　　从留存于世的辞赋诗文来看,江淹晚年确实少有佳作。后世人对此多有探讨,比如清人姚鼐认为他并非才尽,而是后期“名位益登,尘务经心,清思旋乏”；明人张溥说他遇到了自认为“天下文章我第一”的梁武帝,“不敢以文凌主”,不得不藏拙；还有人认为,当时文坛流行过分讲究形式的“永明体”,他对此颇为不屑,因此后期创作较少,被人误认为“才尽”。如果说江淹由于公务缠身、老成藏拙、不慕时尚而“才尽”,算是有道理的。但将其归入贪慕权势、官运亨通、养尊处优从而荒废学业、才思枯竭的一类,则是很不厚道、很不公道的。

　　总体上看,江淹的仕途总体上确实比较顺畅。不过,在“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社会,诗词歌赋从来都是士之末技,进入官场以天下为己任,才是正道。江淹自不例外,这一点,不可以现代人的眼光予以苛求。况且,江淹虽然在官场上显得比较老练,但显然不是钻营苟且的“官油子”“官痞子”一类,而是颇具人文情怀和管理才干的能臣。他为官清正、不避权贵,在担任齐御史中丞的时候,曾一口气参倒中书令谢朏、前益州刺史刘悛等一批庸官、贪官,史称“内外肃然”。当时还在为相的齐明帝萧鸾称赞他“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在官场上殚精竭虑,兼为官场潜规则所束缚,自然会影响到江淹在文学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点,自然令人惋惜。

　　当代社会里,“学而优则仕”依然有着不小的市场,不少在学术领域取得一些建树的知识分子,都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专攻的术业,或心急火燎、或半推半就地进入官场。可奇怪的是,这些人不仅没有因为繁杂的公务而耽误了原先的业务,身为专家学者的名声反而较前更盛。恐怕并非是当官真的能激发他们的学术创造,而是高高在上的官位为他们攫取更多的利益创造了条件。而相比较之下,江淹就显得过分的“死脑筋”,不知善用资源为自己搭建逐利的平台。如果他也像当今“学者官员”那样,利用职务之便,将课题、经费、评估权力牢牢控制在手里,再网罗一些青年才俊为其卖命打拼,又何愁不能坐享其成、“江郎‘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江郎才尽”虽然让文学史上少了些许绚丽的色彩,但世上却因此多了一个活得颇为坦荡的“人”。(卢荻秋)【原标题：“江郎才尽”亦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