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此噩耗，我深为悲痛。对于柏杨先生的认知，我是从大学时代开始的，那时约为九十年代末，我由于忍受不了填鸭式教育的沉闷，经常借故逃进福州大学虽寂寥却不失安静的图书馆，这期间，最让我沉迷的精神食粮之一便是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这本书让我体会到了文化批判精神的存在及柏杨先生发自内心的痛心疾首，这种对民族劣根性进行赤裸裸鞭笞的写法，让当时尚还循规蹈矩的我耳目一新，身心震撼。虽然那时已经算是后识后知了。

　　早在1984年，柏杨先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就发表了《丑陋的中国人》之演讲，“酱缸文化”说轰动一时，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检讨的新思潮肇始于五四时期，柏杨先生的贡献在于将其推到国际上，从而对全世界的华人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波及刚开始破冰的大陆思想界。这股国民性批判浪潮和大陆后文革时代的反思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文化批判狂澜，这也是当时文学界出现“柏杨热”的深层背景。当我那时读到柏杨时，已经是这场反思运动的尾声了。

　　台湾的特殊历史背景，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化人，这些人都有一些相同的特点，如都是生逢乱世，都遗世独立，都有很强的批判意识，都经历过台湾的白色恐怖，都坐过国民党的牢房。李敖和柏杨便是典型的代表，两人都差不多坐了十年的牢，不同的地方在于李敖在狱中尚还得到优待，柏杨则差点被逼疯，并几被枪决。如果说，李敖比柏杨多几分才气的话，柏杨则比李敖更富有平民色彩。如果说，李敖的标签是“自由主义”的话，柏杨的标签则是“人权主义”。由于横遭迫害之深，柏杨的文字向来都是沿着改造国民性，为人权鼓呼的主线而展开。

　　这位对中国社会进程有很大影响的柏杨先生，原名郭衣洞，出生于河南辉县。有趣的是他念过很多学校，却从来没有拿过一张文凭，也就是说，他连起码的小学文凭都没有，原因是每到一个学校都被以开除告终。从这个经历来看，他后来跌宕起伏的命运显然是理所当然的。

　　柏杨1949年刚到台湾时，大多写小说，也就是他所谓的“小说十年”。这时他写了不少关于抗日老兵在台湾的悲惨生活的作品，如《相思树》、《路碑》等。1960年，他开始在《自立晚报》用笔名柏杨写专栏。当时，美国的《大力水手》漫画很流行，市场上的铅笔，餐具，小摆设，都喜欢描上大力水手。柏杨当时的妻子倪明华是《中华日报》家庭版的主编，柏杨便每天给《中华日报》翻译一则《大力水手》的漫画。当翻译到1968年1月2日的一则漫画：父子二人在一弹丸小岛上，要建立一个王国，两人都要竞选总统时。由于漫画中有FELLOWS那个英文单词，本来可以翻译成朋友们，伙伴们。可柏杨灵机一动，翻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而这是当时国民党领袖的头口禅，于是，惹毛了台湾当局，柏杨于1968年3月7日被捕，并以判乱罪判刑十二年，直到蒋介石去世才提前获释，就是这样，他依然被当局在绿岛多关了一年多。令人叹息的是，柏杨先生入狱后，妻子倪明华竟然离开了他，难怪，柏杨因此而绝食了二十多天，并从此把生日改为3月7日，也就是1968年入狱的那天。他太失望了，太痛苦了吧。

　　有着乱世经验和磨难经历的柏杨先生定然对人性有着更深的体会，这也许是为何他写出了如此之多涉及人性追问与鞭笞的作品，并对“暴政、暴官、暴民”深恶痛绝的原因；这也许也是为何在陈水扁提及“戒严说”时，柏杨先生竟因此病倒的原因；这也许也是为何临终前，马英九去看他时，他希望马英九身边要有魏征的原因。他太了解人性之恶了。因为了解而深痛，而恐惧，而勇敢。

　　这就是柏杨，一位饱经风霜且具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他喜欢人们叫他诗人，从本质上讲，他也确实是诗人，他企图将人间改造得富有诗意，为此，他戏称自己是“吴刚伐树我洗缸”，并倾其一生致力于用自已的文字清洗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臭不可闻的酱缸。他很难成功。可这种唐吉诃德式的挑战，已经感动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人民将记住他。

　　柏杨先生安息吧！【原标题：柏杨，中国最美丽的作家——谨以此文纪念柏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