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柏杨宣布封笔。他最后的作品是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柏杨曰》作的序，在序的结尾，他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廉颇老矣，风骨依稀。

    他的话语曾经犀利如刀，《丑陋的中国人》使他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让中华人(柏杨语)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得以充分发酵。

    不过，电话一边传来的声音终于垂垂老矣。今日的柏杨久卧病榻，常昏睡整日方能清醒，但他口中说的依然是反思，只是比起20年前的痛快淋漓、剑拔弩张，已平和了许多。

    2006年9月中，柏杨授权《南方周末》进行封山采访，当是对大陆读者的一个交待，也算是告别。

    游击战士

    “我满身都是伤，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舔伤也不是都能舔到的，但，我还要飞。”

    ——柏杨

    “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的人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柏杨杂文系列的主编陈晓明这样总结柏杨。“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过蒋介石，后来又在蒋经国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会，却也没有使用传统表达诉求的政治语言，而多是从人文角度，站在边缘。

    采访中，他的夫人张香华曾反复强调：“柏杨没有政治立场，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我支持什么？他不会再加入国民党，也不会加入民进党。他属于游击队，对写作能卖钱营生已经很满意了。”

    但柏杨的“游击”，要到去台湾以后才日渐显眼，而他与政治的瓜葛却还未结束——他高中未毕业就进入武汉“战干团”(国民政府为阻截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在此加入国民党，第一次见蒋介石，兴奋得甚至“忘记举枪”；其后，顾不上媒妁之约的妻子，来到重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受训；在重庆他结识了第二位妻子，并有了孩子；但他未多享家庭温暖，就辗转去了东北，最后跟着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到了台湾……

    对这些，柏杨都有解释，比如投考战干团，是为了逃避继母毒手，也是逃避没有初中文凭却“混”入高中的尴尬；至于初见蒋介石的失态，则是因为想着可以对乡亲夸口说见过领袖；到重庆是因为时局大乱；而他对最终去台湾的说明最堂皇——“他们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奇怪，自己的一切为什么要交给党？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调”。

    但初到台湾，他的自由还局限于老友聂华苓记忆中的灵光一现、嬉笑怒骂。他对社会反思的表达隐晦得多，多是些反映生活艰辛、理想失败、爱情幻灭的小说。

    这样的表现，与他身在救国团，任“中国青年写作会的总干事”的身份颇有差异。救国团是蒋经国创立，柏杨当然是太子门下。所以，虽能远远欣赏，聂华苓其时对柏杨也还有自然的“畏惧”。

    救国团差事，对柏杨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让他终于告别了多年的疾苦——1948年，饿得发昏的柏杨曾在街头大骂自己“无能”。只是为了追求第四任妻子倪明华，柏杨才放弃了工作和原先的家庭，为养家糊口，以“柏杨”之名进行杂文创作。

    写杂文那些年，他生活安定，家庭美满，女儿佳佳的出生又平增亲情慰藉。而他的杂文也渐露锋芒，针砭时弊，并拥有了相当数量的读者。不过，他却在不经意间被政治撞了一下，而且这一撞突然且致命。

    为贴补家用，柏杨兼职给《中华日报》家庭版翻译“大力水手”漫画。有一个主题是父子二人流浪到一个小岛，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其中“Fellows”一词，被柏杨幽默地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个说法其实常见于蒋介石发言中对民众的称呼，在那个年代，总会惹人联想。1968年3月7日，他终于被冠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而入狱，稍后又追加了“共党间谍”的罪名。

    不过，直至判决之前，柏杨依然心存希望。“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他更没有想到会因言获罪。当时，他曾告诉倪明华：“蒋主任(即蒋经国)是热情忠厚之人，是非必明。” 然而，柏杨的幻想终于逐步幻灭了。最悲惨的时候，他甚至尝试了自诬、悔过、接受诱供。前前后后，他在监狱总共度过了9年26天。

    柏杨表示，“入狱那天我真是跟国民党划清界限，绝望了。”然而，他对社会的抨击却是经历了狱中的煎熬之后才真正猛烈起来。从自由人走入监狱，再从监狱获得自由后，柏杨对政治、人性等有了丰富的参透和领悟。

    出狱后，人生再一次归零的柏杨身上的“政治”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他锋芒毕现，甚至就两岸关系、民主、自由等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他也一再强调：“我本身没有丝毫政治欲望，只希望在文化上作一点贡献，可是，政治牢使我感染上政治气氛，有时被问到政治问题，我就据实回答。”

    老天真

    丑陋的中国人，其实就是一句话，这是一种态度和宣言，被柏杨喊出来。——陈晓明

    柏杨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叫《天真是一种动力》。这份对“天真”的认知来自被关押的记忆。

    “在军法处看守所被羁押的日子，监狱外面就是农田，常听到种田的老农们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说：‘里面关的都是老天真，他们梦想什么民主！’”

    柏杨老友、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常常抱怨社会混乱，柏老却能永葆信心。因为他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有时候比我们年轻人还乐观。”

    从小说到杂文而入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以十年为单元，切割了他不同的创作阶段，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柏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国民性的反思也变得逐渐深刻起来。

    柏杨觉得自己的小说与杂文有同等的成绩。他的小说常写生活艰辛，希望读者读了去想，“主角为什么会这么受苦”。但读者的反应往往只是觉得难过，这让柏杨觉得很受伤。

    本是诗人的柏杨夫人张香华直言，“柏杨不适合写小说”。在她看来，柏杨的张力，批判精神更多还是通过杂文来体现。

    牢狱，让柏杨的天真有了大爆发。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大陆的读者一下知道了柏杨。“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当年都被称作思想的酵母。“他是一个斗士型人物，语言带有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