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念的成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我走出了最初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我把它譬作‘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
时代变了,谢玺璋多年后重读又有了新的感悟:“柏杨给我的感觉很难摆脱那个时代,那个反对独裁大体制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过度夸张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角度过于绝对。”
柏杨还以另外的方式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和回答——那就是历史和人权教育。
入狱是一个转折点,单调的牢狱生活,使柏杨不再有丰富的讯息加以指点评论,能看到的报纸有限,但是史书是一个例外。
在牢房里,柏杨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上,在狭小天地里开始抒写“小民的历史”。这期间,他高产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等四本著作。
很多人都认为柏杨转向历史研究,是不得已的选择,柏杨却不同意。“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犹如医生指出病症,柏杨也在多年思考后得出了药方,“我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沉淀、腐化力极强的酱缸……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
“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气质,绝不能仰仗‘大人物’动手,应先由‘小人民’做起。”显然,对于柏杨来说,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成人权素养,那就还是有丑陋之处的。
爱恨情仇
在台湾,他没有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
——张香华
作家聂华苓曾评价柏杨小说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之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
问及出狱后57岁的柏杨怎么就吸引了相差近20岁的张香华。“不知道呀,就这样稀里糊涂嫁给他了。”眼前这位已60多岁的优雅女人焕发出少女般的情怀。
张香华记得,初次见面后转天就收到柏杨的信,“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你”。柏杨的行动力让张无所适从,包括求婚,都是突然而直接的一句话——“成个家好不好”。张香华说,她曾推说不合适,觉得柏杨已经有多次婚姻,不能再遭受打击。但柏杨只一句“我不在乎任何打击”就彻底击中了她。对于柏杨的爱,老友孙观汉曾总结说:“宁愿为了爱而失恋,而不愿因为失恋而不爱。”
如今在共同走过28年之后,张香华会跟记者分析柏杨自身的矛盾性,“他从封建社会走出来,一直批判儒家。但是生活层面,他又是典型的中国人,彻底的儒家:重情意,很体贴。”张香华还这样描述柏杨的情意,“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灵魂,会被他毁掉。因为他很会宠人,宠他的女人,宠朋友,没有原则。”
夫人办事归来,他会道一声“辛苦”;家里已经有车,还要给张香华再买一辆方便她使用……他的宠,尤其体现在柏杨入狱前,给前妻倪明华的一封信,事无巨细,情意绵绵。“努力补习英文……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处控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
然而,倪明华还是成了柏杨5位妻子中,惟一主动离开他的,在他狱中最绝望的时候,终于形同陌路。但柏杨依然有同情。“1960年代坐政治牢,连孩子读书也被人骂,没有脸上学。我想她是不得已……”
当然,更早几次婚姻的结束似乎还是柏杨的主动放弃,但他早期颠沛、潦倒的生活使他的放弃多少具有时代悲剧的意味。柏杨把第二位妻子和女儿的照片保存了40年,后来还提出了他自己根本无法做到的婚姻八盟约……张香华对此却有足够的包容和理解,“从穷乡僻壤的野孩子,到最后惹来杀身之祸,变化这么大……落差也很大。我觉得要做他的夫人,如果是原配,都无法白手偕老。”
柏杨交往圈很广,但是牢狱之灾后,朋友也过滤掉三分之二。对此,他也早就预感到“人在危难,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脸者,万勿悲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经历洗礼,他与核物理学家孙观汉以及读者陈丽真的情谊确是历久弥坚。
大陆的读者总喜欢把柏杨与李敖放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因文字入狱,又都有颇大的影响力。针对《丑陋的中国人》,李敖还著有《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其中多篇章节矛头都直指柏杨,而在《柏杨回忆录》中,对李敖则只字未提。与两人都熟识的王荣文告诉记者,“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态度,足以见双方不同的个性。这就是柏杨的策略和为人。”
问及柏杨此生最大的遗憾,夫人张香华停顿了片刻回答道:“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人生那么曲折,儿女都比较疏离。在台湾,他没有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
当然,时下让这位老人最受伤的当属岁月,他曾说,“想起失智、瘫痪、中风,所有造成老年人恐怖的,其恐怖程度都远超过任何政治恐怖。因为政治恐怖受害的是一群人,老人的恐怖则由老人个别承担。”
岁月,是任谁都避不开的槛。 □本报记者 师 欣【原标题:作家柏杨:我满身都是伤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