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子午谷奇谋”的记载出于《魏略》，与本传记载不同。由于《魏略》关于蜀汉事务的相关记载多与本传不合，甚至被裴松之批评为“妄说”、“敌国传闻之言”等，因此子午谷计本身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即使确有此事，诸葛亮也不会采纳“子午谷奇谋”这样的计策，因为它太“悬危”［10］。诸葛亮的北伐，实际上也犹如刘备征东吴一样，是倾全国之力进行的，所以不能冒险。冒险成功了则罢，一旦不成功就会导致国家的严重危机。所以，诸葛亮北伐的战争指导思想，主要是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从蜀汉的实际国力、包括军力而言，对诸葛亮的北伐步骤，不能不认为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平心而论，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实在是过低估计了子午谷道路的艰难和强大的魏国军事力量。历史本来是不能假设的，这里不妨作一假设：诸葛亮采纳了“子午谷奇谋”，魏延率奇兵从子午谷直奔长安。子午谷道路崎岖，遇雨还泥泞，魏延军不能按预期赶到（建兴八年，魏使张郃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道绝”［11］，不能前进，张郃军只得退还）；勉强走出子午谷时，长安的魏国守军已布好防守之阵；诸葛亮的大军也不能按期到达（几次北伐都推动不走就是证明）。此时的魏延及其大军，便只能懊悔轻率出征了；蜀国遭此重创，也再不可能组织像样的北伐了。

    诸葛亮临终时“抛弃”魏延自有原因

    诸葛亮对魏延应该说是器重的，但也确有冷落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临终时，对魏延的冷落终于导致了魏延与杨仪的争斗及其败亡。

    诸葛亮在临终之前的退军安排中，确实冷落了魏延。史书是这样记载的：“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12］这次战略性的会议魏延没有参加，不少替魏延喊冤的人拿出这件事来作为诸葛亮不信任魏延的证据。然而，诸葛亮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

    诸葛亮为何要让杨仪而不是魏延在他死后统领三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诸葛亮的北伐战略意图与魏延有差异。

    诸葛亮的北伐，许多人只看到了他的“兴复汉室”之志和为此“鞠躬尽瘁”的努力，这是很不全面的。陈寿在撰写诸葛亮本传后就评论说：“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13］这是用史家惯用的曲笔之法，委婉地道出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即北伐战略是包括两个层次的：高层次的战略意图即扫灭魏国，兴复汉室，这个通常为世人所关注；另一个战略意图则是低层次的，即在敌众我寡，无法兴复汉室的情况下，起码要做到扩大蜀汉版土，震动魏国，使其不能对蜀汉用兵。对这个低层次的目标，却往往被人忽略了。

    诸葛亮在上《出师表》准备北伐时，是抱着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的。可是，诸葛亮虽决意北伐，然而当时魏、蜀两国实力对比实在是众寡悬殊。在当时的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最小的国家；全国13州，蜀汉仅有一州；全国人口770万，蜀汉不到100万。诸葛亮以仅占全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欲完成统一全国的理想抱负，实在是难以成功的。第一次北伐，形势看似大好，结果却是失利，这让诸葛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此后，他虽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北伐，但是，已经发出了“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观也”［14］的感叹，这与《出师表》中“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15］的坚定信念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他的北伐战略虽然始终放在关中一线，却是从凉州绕一大圈的稳步推进，不再采取大的战略行动。这实际上无疑于宣布，“兴复汉室”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罢了。

    对诸葛亮关于北伐战略这样深层次的思考以及战略重心的调整，魏延显然是不理解的。作为军人，魏延是优秀的，但他是战术家而不是战略家。魏、蜀两国实力对比众寡悬殊的事实使诸葛亮在北伐时十分谨慎，因为蜀汉经不起折腾；而魏延却经常“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诸葛亮不同意，魏延就“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16］虽然这只不过是发发牢骚，并不影响他与诸葛亮的关系；但是，诸葛亮却明白魏延是很不愿意放弃北伐的高层次战略意图的。所以，诸葛亮不可能让魏延在他死后统领三军。

    其次，魏延与杨仪的矛盾让诸葛亮“二选一”时只能选杨弃魏。

    诸葛亮临终时，魏延是蜀汉最高级别的武将，作战勇猛，富有谋略且深得士卒爱戴。魏延是个标准的武人，本领大脾气架子也大，为人骄横，史书说他“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17］大家看在他是蜀汉第一大将的份上，都让他几分；可偏偏有个同样心高气傲的家伙不买他的账，这人就是“七郡上士”杨仪。杨仪是个文官，手上一兵一卒都没有，更没有过人的武艺，但他“长于规画分部，筹度粮谷”，能保证北伐大军足粮足兵，是蜀汉后勤第一人。谁都知道粮草器械对作战的重要性，所以杨仪仗着自己的功绩能力，是诸葛亮以下唯一敢对魏延说不的人。两个怀才傲世，心胸狭窄的奇才在一起共事，结果自然是水火不容，事事针锋相对了。

    魏延和杨仪之间交恶到什么程度呢？史书如此记载：“值军师魏延与丞相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坐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18］可见二人仇隙之深，已经无法化解。魏延和杨仪的交恶甚至还传出了蜀汉。“孙权尝大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19］

    魏延和杨仪二人对诸葛亮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所以他对两人的态度是百般容忍，还继续委以重任。在当时异常团结的蜀国军政当局来说，有这两个异类，是很无奈的事。

    由于以上原因，诸葛亮在临终之前召开关于退军安排会议时，必然面临在魏延与杨仪之间“二选一”的难题。魏延和杨仪都有本事，同时都难以和同僚较好地合作。不过杨仪会遵照诸葛亮的调度撤军；而如果遗命给魏延，他一定会抗命继续和魏国交战。由于蜀军长期以诸葛亮为核心，在这个时候和魏军决战，在战略上是相当愚蠢的行为。所以诸葛亮明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