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杭州西湖，必定会走一走白堤与苏堤。关于这两个堤，苏轼于元祐四年�煿�元１０８９　出任杭州知州时，曾在《乞开杭州西湖状》中都有所说明，注意这个标题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在此文中苏轼说：“陂湖河渠之类，久废复开，事关兴运，虽天道难知，而民心所欲，天必从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唐长庆中，白居易为刺史，方是时，溉田千余顷。及钱氏有国，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湮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臣愚无知，窃谓西湖之不可废者五。天禧中，故相王钦若，始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皆西北向稽首为人主祈千万岁寿。若一旦湮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一也。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即时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记云，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顷，每一伏时，可灌五十顷，若蓄泄及时，则濒河千顷，可无凶岁，今虽不及千顷，而下湖数十里间，茭菱谷米，所获不赀。此西湖之不可废者三也……”后两因，一是说西湖水对运河运输所能起的作用，如西湖湮塞，用海水则可能因江海水所带泥沙导致运河湮塞，一是说“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那时盐酒茶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是由官府垄断经营的，酒所用之水取自西湖，如湖塞必然对国家酿酒造成很大损失。太长，不能再引。

    读了这个疏浚西湖的奏状，我们会产生什么想法呢？其一，他系统回顾了至他那时西湖的演变史以及对西湖所作出贡献之人；其二，他真实描写了西湖的现状，点明了如果不疏浚西湖可能对皇上、对百姓、对城市发展、对交通运输、对国家经济造成的危害；其三，我们读出了苏轼要疏浚西湖的为民情怀、系统规划与煞费苦心。在他接着写的另一奏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开头就直接写他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到了杭州后“访问民间疾苦”得来的。他对治理西湖考虑得不可谓不全面，简直可以用我们现在的发展观来衡量，西湖疏浚成功了之后，如何保持西湖的可持续清洁，他又经过一番实际调研，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以余力复完六井，又取葑田积湖中南北径三十里为长堤，以通行者。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且募人种菱湖中，葑不复生，收其利以备修湖（现导游说苏下令不准人种菱以防污染，与其记载相反）。取救荒余钱万缗粮万石，及请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虽然这是一项于国于民都有利且能够带来长远好处的真正政绩工程，但苏轼并不是想修就修，必须报皇上点头，而报皇上又不能直接提出意见与主张，于是便出现我们上引一段中可堪玩味的词句，开头要将这一政绩工程的现实必要性上升到政治或者是国运的高度，主要理由不管是真是假要能与皇上自身扯上点关系，要能逗得即使是皇上小儿也心花怒放，这样才能获得皇上点头，获得皇上支持，然后再由此获得其他官员或其他地方政府的援助。——由此看来，婉转加戴大帽子，加对领导自身是否有益，是我们干什么事，包括即使是为民的大事的必经程序。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正事想干成看来多么不易。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想干点正事的人看来都必须具有如此政治技巧。是难还是累？

    如果说杭州至今仍能称之为人间天堂，苏轼的这项政绩工程仍然可以说是一个坚固的支点。

    苏轼这次到杭州仅干了两年半多。元祐六年闰八月他转知颍州，时间更短，次年三月即离任转知扬州。虽然任期短，但所干为民大事不少，首先是拒开八丈沟以防颍州被淮水倒灌，接着疏浚颍州西湖的蓄泄洪通道——中清河、白龙沟，也便利了颍州的通往淮水的航运交通。此后此西湖也有了一条苏堤，便是此地百姓仿杭州西湖苏堤而建以纪念苏轼。他来时此地刚刚经历夏季大水，之后竟又秋季大旱，冬季大雪，苏轼又投入了赈灾活动中。这边形势逐渐好转，相邻不远的扬州由于有相似的形势又告急，苏轼又被派往扬州。来到扬州，他一边向朝廷申请，要求免去民间的“积欠”，使老百姓“稍知一饱之乐”，一边干了另一件政绩工程，取消了一位后来的权臣在此为官得意的形象工程：万花会。

    这位权臣是谁？是中国历史上因为《水浒传》而家喻户晓的大奸蔡京。

    据《东坡志林》记载：“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繁卿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余始至，问民疾苦，以此为首，遂罢之。”元祐初，司马光任宰相，下令废罢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众官员还在持不同意见犹豫时，只有蔡京按照限令执行，为此受到司马光的称赞（但奸佞的面孔就在这，后来他又力助章惇推行变了种的所谓新法）。但也为此受到谏官的弹劾，指责他“挟邪坏法”，他从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被贬外任，也就在苏轼来扬州前两年曾来此担任知州。就在这期间他举办了“万花会”。

    史书没有记载他为什么要举办万花会，但我们可以揣测，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要想把这些花都看遍，只有举办万花会；举办万花会，营造一种欣欣向荣的喜庆局面，皇帝小儿知道了，岂不会对自己治理有方留下好印象，好早点把自己调回京城去，在举办万花会期间，还可以借机邀请有关方面负责人前来，一可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与形象魅力，二可以趁机结交朋党，为日后东山再起打下人脉基础。估计是尝到了甜头，蔡京在扬期间延续了下来，后来者似乎也看到了甜头，顺延了下来。至于这是不是可能给老百姓带来灾难，可以不加考虑，只要对我有利，老百姓算什么呢？谁叫我是他们的父母官，他们是我的子民呢？没想到又来了苏轼；没想到他还要问民疾苦。万花会，要遍采诸园之花，是对诸园之花的糟蹋，众百姓家花园以及所种之花要想不被糟蹋，就只有找门道托关系或者赂贿公差。万花会，不仅没有给扬州带来喜庆，相反已经成为扬州一大害，它扰民，它制造了腐败，它损毁了执政者的形象。由此更引起了民怨。

    看来，政绩工程不仅包括为民为国兴利，还包括为国为民除害。

    而无论是兴还是除，其基础都是问民疾苦。

    同时，还需要谋略与胆略。如果说前者更需要谋略的话，后者更需要胆略。

    后者的主持以及他所由此建立的政治资源，岂不因你因此都一并脸上无光。独有你清正廉明？纵观苏轼一生，很像鲁迅翁所说：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王安石派主政，他要提意见，于是受到打击，转了司马光派风向，他又要替王安石说好话，于是仍受到迫害。虽然他在这些地方实行了这么多的惠政，随着变了种的新派的上台，只能是一路被贬，直至崖州当时所谓的***僻远。连他的作品——“文章动蛮貊”，也就是产生国际影响的作品，蔡京也打着“绍述”熙宁的旗号加以毁禁。这里有没有对禁罢万花会的“回报”呢？

    政治上的胆略需要的是没有个人私愿，且始终把实际中的老百姓高举在头顶。【原标题：苏轼与政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