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绘画的黑的、白的瓷片,挂满主人的“院墙”,他们倒是没有收集一片。扒村的村民,显然是懂得“白地黑花”的主贵的。
女主人打开水龙头,一片一片地冲洗干净。我们也装得一如行家里手,不时说上那么几句……
只有“啃老”是不够的
冲洗干净的白地黑花瓷片很快摊了一地,直逼得我眼冒“黑花”。
“有没有完整的,也好让俺长点儿精神?”记者问道。
“没有,没有。”主人回答。
尽管回答没有,但不一会儿,一位满手沾满黑色机油的年轻男子还是抱着一只小白碗、一个内施满釉(黑釉)外壁露胎的盆钵,“冒”将出来。
“是俺让他过来的,隔壁修车的。”女主人说。
“不是白地黑花,光秃秃的白瓷小碗,有啥意思!”刘俊杰说。
“值几个钱?”男子问。
“三五块吧!”刘先生答。
“三五块?要是三五块,俺这就把它摔了!”男子冲着刘先生想急。
“哈哈,让我看看。”害怕他们话不投机,惹起争端,记者赶忙斡旋。
手执小碗,觉得它不是新仿,但品相差,掉了瓷。心里没把它当回事儿,手上也就没了劲儿。男子说摔,不舍得摔,倒让我一分神儿,真的脱手落地了。
“咔嚓”一声,小碗一分为二。
赔偿问题,成为焦点。
男子不开价,只说东西好。
我说:“二十块,碗还是你的。自己粘一下,完好如新。事儿出来了,不是故意的,你说咋办?!”
从先前与女主人的交谈中我约略知道,就是拿5000元,这个小白碗,我还是拿不走的——尽管它已经“分家”。
女主人让我们看她家的白地黑花瓷片,也是只说东西好,只说都是宝贝。
“什么宝贝?这不,我刚捡来的白地黑花,不比你的差。给10块,留你这儿,咋样?”
“不要,不要。”女主人说,“你的东西,10块钱俺都不要;俺的东西,1万块钱俺也不给你!”
觉得赔偿问题一时难以谈拢,只得放言:“那就打110,让警察来主持个公道?”
闻听此言,女主人说:“20块钱,太少了点儿。闹到警察那儿,都不好看。大哥,你看,是我让人家过来的,两边都让一步,也好让妹子过了这道坎儿。”
话已至此,刘俊杰丢下100元,我们赶忙撤离了这个封闭的小院。走出院子,就是横贯扒村的大街。
走到街上,总算平安——商谈赔偿时,身旁“冒”出一彪形大汉,说话很是蛮横,他似乎想练练手脚。
回到禹州城,见到禹州市钧瓷协会秘书长、扒村窑问题研究专家李少颖先生,记者觉得事儿前后都怪怪的,就把“你的东西,10块钱俺不要;俺的东西,1万块钱俺也不给你”与“小白碗事件”讲给他听。
“小白碗就是真的,也不值100元,要说你赔得不轻。你遇到的这些人,也都是老实巴交的村民,不是诚心想要敲诈你的。他们不晓得市场,只是听说谁的什么什么卖了多少多少钱。他们让孩子把你们叫过去,只是想让你们看一下东西,打探一下行情价位。你别说一个瓷片出1万元,就是5万元,他们还是不会给你。为什么?他们怕卖贱了呗!尽管那个瓷片在市场上也许就是一盒烟钱。”李先生说,“扒村有些村民‘盲目崇拜’得很,以为白地黑花瓷片就是黄金。在他们心里,既然央视《鉴宝》中的一个小盆都值80万元,等量切割,那他们手里的一片瓷片,怎么也值十万八万的。”
扒村村民“盲目崇拜”先人的伟大创造,“抱残守缺”于这片诞生了一代代伟大工匠的热土。日本陶瓷专家与企业家一起不断探访扒村窑,为的却是从扒村窑汲取营养与创新的力量。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日本人不断探访扒村窑;日本的电视台,也来这儿拍专题片。日本人给的名片,压满我一桌子(在玻璃板下)。不都是纯粹的陶瓷研究专家,也有陶瓷业主。日本陶瓷业主,特别重视有关中国古窑址的研究。有的人第一次来扒村,见了我像老朋友似的,直叫我的名字。”教先生说,“我觉得奇怪,他们说在电视上早就见过我,很熟悉了。日本有家电视台拍扒村窑,采访过我。”
“日本人在研究扒村窑的烧造工艺,扒村村民还热衷于拿祖上留下的瓷片换钱。前段时间,扒村的一个小作坊仿烧扒村古瓷。烧是烧了,只是烧出了器物。白地黑花之‘黑’,远没烧出来。神篨镇据说也有十来家作坊在仿烧白地黑花,没一家仿得令人满意。”
记者探访过神篨镇上的一家仿烧作坊,据说还是仿得最好的——诚如教之忠先生所言,该作坊所仿,不算成功。
“仿都仿不成,还谈继承创新?!黑色用的是什么矿物颜料,釉到底是怎么配的?到现在都没能搞个清楚!”教先生说,“扒村窑绘画艺术相当高妙,线条相当娴熟,这是大量生产瓷器、工匠烂熟于胸的结晶。如今仿烧,比葫芦画瓢,市场很小,三天不做一个器物,线条画得不僵死生硬才怪呢!”
在中国,宋元以降,一代又一代工匠与陶瓷业主以仿制前朝瓷器为能事,中国陶瓷业走向式微,似乎也是一种必然。
“扒村那个小作坊开窑的时候,请我去看看,我没去。如果我去,到了现场,还不知道他们以后会说我说了什么呢!”教先生说,“拉大旗作虎皮,很多人擅以此道吓唬人、蒙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