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钧：至美钧瓷上下求索

刘志钧是个既有“闯劲”又有“韧劲”的人，为人勤奋谦虚，却不乏敏锐缜密的思维，什么都愿意去尝试。他常认为生活就应该有“旷达不羁”的心态，然而他的态度又是认真的，历经近三十年的探求，也颇有积累和收获。“跨界”的发展，使得他在钧瓷、设计、国画、油画等领域游刃有余。刘志钧敢于对钧瓷既有形式进行创新，不断追求钧瓷艺术的新境界。他所提倡的“新钧瓷艺术”是以设计引领陶瓷艺术，在不断地追求陶瓷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而他一向倡导的“陶瓷、艺术、生活”理念，是在致力于陶瓷艺术与生活的融合。用瓷土演绎东方美学，以釉色渲染中华人文，继承唐宋文化精髓，秉承儒、释、道精神，是他所构筑陶瓷艺术灵魂的基石。

蓦然回首人在陶瓷路

刘志钧，1969年生于禹州市，自幼随父亲学习绘画。他的父亲既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会设计一些钧瓷造型。在很小的时候，刘志钧就经常随父亲去神垕。

但刘志钧真正接触陶瓷艺术，还是要从他的艺术引路人、老师尚扬和杨国辛谈起。早在刘志钧读高中的时候，艺术家尚扬因一项巨型壁画设计工程，来禹州制坐。同行的还有杨国辛等湖北美院的老师，也参与壁画创作，同时还尝试了一些钧瓷创作，而这项壁画工程十分巨大，有九层楼的高度，是当时“亚洲第一大壁画”，这就给了刘志钧很好的学习机会。热爱绘画的刘志钧听说禹州瓷厂来了几位大画家，就自己经常跑到工厂里，一边当帮手，参与老师的工作中；一边请教绘画技法，这项工程前后耗费了两年。在这期间，刘志钧不仅在美术专业方面受到了尚扬和杨国辛等的指导，扎实了美术功底，而且在陶瓷艺术方面甫一入门，就受到了学院派理念的影响。他说：“年轻的时候对什么都比较好奇，都想去尝试一下，最初的理想是当画家，觉得无拘无束、很过瘾。我考学的时候，当时的湖北美院不像现在的院系那么细分，只有美术系和工艺美术系。后来感觉搞设计很有趣、新鲜、好玩，就由美术系的国画专业转入了工艺美术系的工业造型设计。在设计领域，一晃干了二十多年。虽然转入钧瓷造型研究领域，也没埋没了二十多年的经验，毕竟陶瓷造型艺术与设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还算是在钧瓷艺术的圈子有所依持。没有想到的是，这几十年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钧瓷行里了。”

凭高远眺见长空万里

刘志钧师从于张守智、尚扬、杨国辛、付中承、晋佩章、杨文宪、徐国桢等当代大家，在刘志钧近三十年的艺术历程中，他们的言传身教和谆谆教诲，使得刘志钧的起点有着常人无可比拟高度，特别是在钧瓷艺术上，刘志钧可谓是集中西之学，兼诸师之长。

如今，他不仅具备了出色的艺术才华，更是在钧瓷、设计、国画、油画等艺术领域出类拔萃。诸位老师作为刘志钧的生命中的引路人、严师、挚友，也对他颇为嘉许。他钧瓷艺术的成就也受到业界肯定，先后被选为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艺术陶瓷委员会副秘书长，担任了河南省美术家协会设计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也获得了国家级大师荣誉的肯定——“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刘志钧说：“名头是给人看的，我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每一位老师对我认真的教诲，我自身是渺小的，但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 1993年，禹州钧瓷研究所正式成立，刘富安担任副所长，主持该所的专业技术工作，主抓钧瓷设计和工艺。当时研究所里缺一个文笔较好的设计骨干，刘富安前往郑州大学找到刘志钧，邀请他回禹州。刘志钧回忆说：“那时候，每逢周末，我都要回禹州，同刘富安、文国政等讨论造型、画设计图……刘富安大师是一个十分勤奋和聪明的人，对钧瓷造型精益求精，为研究一个满意的钧瓷造型，常常会耗费半年进行推敲。”

在“刘富安钧瓷艺术工作室”期间，刘志钧担任了工作室的副主任，兼刘富安大师的助手，他同刘富安大师探讨并设计一些新的钧瓷造型。随后又成为晋佩章先生的关门弟子，晋老先生在钧釉的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他耐心的指引和无私的教诲。” “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学艺，晋佩章老师都使我受益匪浅。他对我是十分严厉的，手把手教我选料、选矿……”刘志钧回忆说，“一年里至少有200天都待在瓷区，在这期间，亲手制作钧瓷的机会一下子多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都呆在晋家钧窑。与晋佩章、晋晓瞳有不少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晋老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来研究釉色，将钧瓷釉色之美发挥到极致，对我更是毫无保留的。”

有意思的是，二十年后，刘志钧成为了晋文龙（晋佩章长孙）的老师。晋文龙说：“老师（刘志钧）对我挺严厉的，观察非常细致，行为上有一点不合规，都会提醒我，如果我哪里做的不合适，老师也会分析很到位，有理有据地进行批评。（刘志钧）在评析古代经典陶瓷造型时，拿张守智老先生给他讲的话来指引我：‘你师爷经常跟我说，你首先要把传统陶瓷艺术的精髓彻底领悟，你才能在钧瓷艺术上承古开今。’并亲自动手带领我学习现代陶艺技法，进行崭新的设计和尝试新造型的创作，施釉也是他手把手教的。尤其是使用同一种基础釉方，制作不同颜色的釉彩。”

刘志钧却表示，他只不过是把从晋佩章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又还给了晋文龙。

而杨文宪和徐国桢两位老先生严谨的陶瓷科学理论、扎实的陶瓷烧制经验，也都使得刘志钧受益匪浅。已逾耄耋的杨文宪还经常亲赴禹州瓷区，每次去都要求刘志钧跟随。一方面身边有个放心的人可以照顾自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指导配釉、烧造时能够把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爱徒。2013年，在杨文宪和徐国祯老先生作品联展上，特意安排了刘志钧代表两位老先生的众多门生，向两位老先生敬献红围巾。看着得意弟子为自己亲手带上的红围巾，坐在太师椅上的两位老先生笑逐颜开。

古台荒芜拔鞘试青锋

正是由于得到张守智、晋佩章、徐国桢、杨文宪等老一辈陶瓷大家的亲传亲授，刘志钧对钧瓷文化、烧制技艺、钧釉配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对钧瓷艺术与工艺形成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骨子里流淌着根深蒂固、纯正而新鲜的钧瓷血液；同时，艺术科班出身的他，凭着对艺术理论的研究和多年的设计经验，使得他能够以崭新的眼光、前卫的理念去全面地审视和看待钧瓷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在他看来，钧瓷艺术的巅峰时期是在宋代，这主要包含了两层涵义：第一，宋钧已成为一种标杆、参照物，从当时的人文和社会背景来分析，宋代文人及皇家注重“道法自然”的观念，崇尚“自然、质朴、含蓄、内敛、简洁”的美学精神。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玉是一种极具文化象征的符号，而具备“似玉非玉而胜似玉”品质的瓷器，如：钧瓷、汝瓷等备受宋人的追捧和喜爱，甚至成为宫廷专用的器物。而宋钧设计还仅限于“器”，主要作为宫廷御用的陈设器，以及礼器等。

由于传世宋钧的珍稀，当今大众普遍认为钧瓷是一种收藏品、甚至是奢侈品。作为五大名窑之首，普遍认为制作“用器”会掉价，所以目前钧瓷多以作为收藏品的陈设器、观赏器为主。任何瓷种都应当有器物具备 “为人所用”的功能性价值，在现代钧瓷上往往被人无意识地忽略掉了，“钧瓷是用开看的”——这是人们的误区，钧瓷的发展受此局限，很难达到新的高度。工艺美术，首先讲求实用，其次才是观赏性，美而无用的东西，曲高和寡，很难积累大量的受众。故而应该强调“人文第一，审美次之”的创作观念。“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近年来，钧瓷也迎来了悄无声息的变化，业界都在积极努力求新求变，以往秉持固守的理念也在和新的社会环境进行磨合，钧瓷设计慢慢地朝着实用器物类的造型延伸。这是正确的方向，长远看来，也是利于钧瓷艺术的发展。

魂寄梦牵何处可追寻？

背负前辈的智慧和心血，刘志钧从全新的角度一直在思考着，如何将钧瓷与现代艺术理念融合，在钧瓷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他继续探索钧瓷艺术的可能性，提出了“新钧瓷艺术”的概念，即现代钧瓷要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姊妹艺术门类的装饰性特点，如浮雕、绘画、当代陶艺等，来丰富钧瓷艺术的表现形式。并试图探索出一种新的钧瓷艺术发展出路。尤其是“钧釉瓷板画”，这一艺术形式被传统钧瓷观念所不屑，而敢于创新的他希望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

为此，他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和准备工作，讨论和尝试了绘画与釉色结合的种种可能。然而，其中诸多细节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在题材和创作方式的选择上，这一形式的选项非常广泛，但与钧瓷现有材料联系在一起，并落实到具体的制作工艺上，还要在细节上多番考量。因为钧瓷的釉色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完成具象的东西，但试验出的好作品甚至神似于赵无极的抽象绘画。

刘志钧补充说：“这些还仅仅限于理论实验阶段，是否能得到业界、市场的认可，还未可知。但我坚信，美的东西定能引起共鸣，因为美是一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