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作为本世纪中国最知名和最富创造性的哲学家，自然对哲学的对象、内容、性质、特征与功能有着独特而又系统的阐述。今日之中国哲学和整个中国文化一起，正面临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挑战以及世纪之交的选择、重构和再建。在此境状下，我们重温冯友兰先生的哲学观，不仅是理解冯友兰全部哲学体系的基础，而且也有助于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面向现代化、面向新世纪的新开展。

　　一、冯友兰的哲学观评述

　　1.哲学的对象与特质

　　冯友兰把哲学看作是对人生的反思，这种反思首先就是哲学对象而言的。他认为人生是哲学的对象，哲学即是思想人或人生的思想，“在人生中思想人生底思想，是反思底思想。”（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65页）哲学作为思想人生的思想，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思想思想”或“思想思想底思想是反思底思想”。（同上）冯友兰把思想看作“人生中底光”，把哲学则视为“心的自反”或“思的自反”。哲学正是从一种自反的思想出发，觉解或自觉其自己。

　　其次，哲学作为对人生的反思，又是对人生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反思。“哲学，就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全六，第2 页）冯友兰认为，觉解是人生的本质，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对人生具有某种觉解。但一般人对人生的觉解是片断的、零碎的而非整个的、系统的；不可能人人都完全觉解人生，更不可能人人都觉解其觉解。而只有对觉解本身的觉解，才是“思想思想底思想”，才是对“人生底反思的思想”。这种思想，如成为系统，即是哲学。

　　其三，关于哲学对象的界定，冯友兰晚年即使在其哲学与哲学史观有较大转变的情况下，仍坚持哲学研究对象、目的、方法的普遍性与超越性。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仍坚持把哲学定义为“哲学是对人类精神的反思”。这个定义把先前的“对人生的反思”之“人生”改为“人类精神”，这的确值得称道。冯友兰在学术配合政治的转变中，对哲学的界定反而较以前更有推进，这实属不易。“应该说，冯友兰的这个定义有更高的概括性。它总结了中西方精神成就的不同侧面，把流行的哲学定义更加抽象化了。”（注：单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载《读书》1997年第2期。）

　　总之，冯友兰对哲学对象的规定和对哲学性质、范围、功能价值的理解，相互照应，自成条贯，颇具特色。他断定哲学的特点在于反思，这源自于西方对哲学的界定，尤其是黑格尔的界定。因为黑格尔把反思作为哲学的思维方式，他认为反思是自反的思维和反复的思维。黑格尔的反思是一种思维的自我运动，而冯友兰则明确以人生和整个人文精神为哲学的对象，以这种对象说明哲学反思的特征，同时以觉解人生、理解人生的意义规定哲学的功用和价值，即使自己对哲学的理解带有西方的人本主义倾向，又将自己的哲学纳入了思辨哲学的范围，在哲学系统中建构形上学，使人们通过“对真际之理智底了解”，来作为“讲‘人道’之根据”，“入‘圣域’之门路”。这种主张显然又容纳了中国哲学中先论天人，再“究天人之际”的历史传统。

　　2.哲学与科学的区别

　　区分哲学和科学的研究对象，区分二者不同的性质与功能，是哲学研究的起点。哲学的研究对象的具体确定，需与其相关的学科加以比较，通过比较它们各自的侧面、角度和特点之不同。为此，冯友兰拿哲学与科学、知识、宗教作了真切的比较。

　　首先，冯友兰对哲学与科学（或知识）的研究对象作了比较。他认为科学的对象是实际；哲学的对象是真际。真际与实际不同，真际是指凡可称为有者，亦可名为本然；实际是指有事实的存在者，亦可名为自然。真际就是逻辑上先于各种客观事物存在的理世界；实际就是标志着客观事物存在的器世界。这样，由于具体科学研究宇宙中的某一部分事物，追求的是对具体事物的内容和性质的了解，所以科学注重对“实际”的肯定，而实际或具体事物在变化发展，科学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所以科学虽给人以实际知识，“以统治天然，以处理人事”（见《新世训》），但科学的观念、结论都是或然的，而非必然的，是可变的而非永久的。在冯友兰看来，真际本然而有，实际自然而有，哲学追求对真际的肯定，科学追求对实际的肯定，科学和哲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理论系统。

　　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不仅在于对象的不同，而且在于其目的和方法的不同。冯友兰说：“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而后者求真。”（《年谱》，第57页）从二者的研究方法上看，冯友兰认为，哲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又在于哲学专靠思之，而自然科学则不专靠之。哲学对于事物的分析，皆只于“思”中行之。哲学不仅“思”，因为哲学必须是写出或说出其道理，“思”之所得，必以“辨”出之。中国原来哲学只多举其结论，对于所以支持此结论，则多忽略。故冯友兰又以为“思”、“辨”二字最能说明哲学的性质及其精神。

　　冯友兰关于哲学与科学的划界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无论在世界哲学还是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哲学的地盘一直受到科学的僭越，科学在当代社会发展的居高地位，常常使人把科学看成是一种超文化的活动，科学主义的泛化，使许多哲学家把自然过程看作是先于人并创造人的终极本身，这样必将从逻辑上导致了把研究物质存在的客观规律当作哲学的使命。

　　3.哲学的方法

　　冯友兰对哲学对象范围的确定，也就决定了他对哲学方法的比较和选择。在冯友兰看来，哲学的性质与其方法相关联，哲学方法的性质则又是由其建构的理论本身的特征来证实的。

　　在冯友兰看来，最哲学的哲学就是形上学。而在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有理、气、道体和大全这四个观念，而“真正底形上学底任务，就在于提出这几个观念并说明这几个观念”。（全五，第154 页）那么，怎样才能提出并说明这些观念呢？这就涉及到冯友兰的哲学方法。冯友兰认为，真正的形上学对自己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一种是直觉主义的方法。形式主义的方法以形式主义讲形上学，直觉主义的方法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也就是一种讲形上学的方法。所谓形式主义的方法，冯友兰又名之为正的方法，亦即逻辑分析的方法；所谓直觉主义的方法又名为负的方法。之所以需要负的方法，是因为哲学有时要勉力而为之。

　　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法，即采取辨析名理来对形上学的内容和对象作正面地分析、界说和规定。这样，正的方法的一般特点在于：“对于实际所作底第一肯定，也是唯一的肯定，就是事物存在。”从“事物存在”这个前提出发，从中分析出理、气两观念，总结出道体与大全，形成新理学的逻辑结构。冯友兰重视辨名析理，强调概念的明确。冯友兰吸取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但他没有像实证主义一样把哲学归于逻辑。哲学作为真正的形而上学的性质，“乃自纯思的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结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全五，第166 页）逻辑分析法无疑是新理学最体现现代品格的方法。

　　冯友兰认为，最哲学的哲学或真正的形上学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但对于不可思议者，仍有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仍有言说。若无思议言说，则虽对于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不是哲学；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方是哲学。那么，“不可说”何以可以说呢？形而上学不可说，但可用负的方法去说。因为这在于：

　　（1）形而上学的功用，本不在于给人以实际的积极知识， 而只在于提高人的境界。而“人所可能有底最高底境界，是天地境界”，“不过人求天地境界，需要对于人生底最高底觉解。形上学所能予人底，就是这种觉解。”（全五，第168页）既然如此， 就只能采取直觉主义的方法，因为这是别的方法达不到的。

　　（2）哲学中的形上学的概念与命题，是不可思议、 不可言说的。如“气”就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因为气不是甚么，如思议言说它，就要当它是甚么。是甚么者就不是气。道体是一气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思议言说中的道体或大全，不包括这个思议言说，所以在思议言说中的道体或大全，不是道体或大全。气、道体、大全，由此方面说，则形上学不能讲，从形上学不能讲讲起，就是以负的方法讲形上学。

　　4.“接着讲”的哲学发展观

　　冯友兰在其《新理学》“绪论”［七］“哲学之新与旧”一节中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发展观。

　　首先，冯友兰认为“哲学不能有科学之日新月异底进步”，（全四，第17页）因为哲学是“以心观大全”的，它不要取真际之理，无须像科学那样“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为求得实际的新知而日新月异。其次，哲学的发展尽管不是全新的，但可以是“较新的”。冯友兰认为理由有三点：一是由于语言（和言语）方法的不同。因为不同的时代哲学是由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用各自所在时代的言语、方法系统来言说的，道理固然大致相同，但“若其所用之言语，与前人不同，其所用之言语，本乎当时人之经验，合乎当时人之趣味，则其对于当时人之力量可以说是全新底”。（全四，第19页）二是由于哲学家所依赖的经验不同。冯友兰认为，尽管哲学所终要把握的“真际”是不变的，但我们之知真际则是要通过分析解释我们的经验，而古人的经验不仅有广狭之不同，且也有新旧之不同。对新经验的哲学分析可获得对于真际的新见。即使无新见，但仍可以把新经验与原有的哲学连接起来。因此在冯友兰看来：“一时代新经验之分析，亦即可成为一时代之新哲学。”（同上，第109页）三是由于人的思维能力（尤其是逻辑思维）的进步。 冯友兰说：“逻辑为训练人之思之能力之主要学问。今人对于逻辑之研究，比之古人，实大有进步。故对于思之能力训练，今人可谓优于古人。用训练较精底思之能力，则古人所见不到者，今人可以见到，古人所有观念之不清楚者，今人可使之清楚。”（同上，第19～20页）

　　总之，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缘故，“一时代之哲学家，不是全新的，所以是‘上继往圣’。但其哲学是较新底，其力量是全新底，所以可‘下开来学’。”（全四，第20页）这样，按照冯友兰自己的概括，他的哲学发展观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上继往圣”。所谓“上继往圣”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哲学史，离不开“接着讲”，即一方面貌似“照着讲”而与古人有一致的地方；另一方面又融入自己的创新，“把过去哲学家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

　　二是哲学的发展应不断地分析解释时代的新经验。哲学的生命力正是在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义理本身的进步与完善只能基于时代。

　　三是哲学的发展是随着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冯友兰看来，现代哲学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要引入逻辑分析法，从而实现理性的整合，实现用近现代的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注：参见《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 207页。）正因为如此，从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发展观来看，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在1949年之后逐步走上了吸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并以之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因为我们从冯友兰的“接着讲”的哲学发展观看，中国哲学的新开展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也就是要使中国哲学能够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开放与多元化的过程中具有兼容并包、汇纳百川、博采众长的风格。也因此自然要适应新时代的到来而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在历史发展中铸造出来的哲学真理的体系。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面对这样的伟大哲学，他不可能不学习和运用它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难理解冯友兰的后半生为什么那么倾心于《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正在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完成，正是冯友兰实现其哲学发展观的使命之使然。

　　总之，冯友兰的哲学观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现代意义与价值：①冯友兰的全面系统的哲学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形态的转化和现代新形态的新开展。②它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确立了方法和方法意识，为中国哲学由民族哲学走向“未来的世界哲学”提供了应有的方法与动力。③有助于正确地对待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更有助于以其特有的哲学观来弘扬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全的人生境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