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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记西汉的大法官张释之
2014/12/9 12:26:25 点击数： 【字体：大 中 小】
“晓出方城一驻鞍，先生严像肃衣冠。青山有庙名难泯，赤子无冤死亦安。直道曾匡王法正，片言能济孝文宽。当时酷吏俱尘土，独许廷尉入史看”。这是汝南参政顾福在光绪年间写的一首《谒张廷尉祠》的诗，给汉代执法不阿的张释之以高度评价。
张释之（生卒年月不详），字季，西汉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司马迁著《史记》，将其与冯唐合立《张释之冯唐列传》。
在张释之出生地南阳市方城县，东西主街道命名为释之路。在方城县县城西关释之路北侧修建的张释之祠，系纪念西汉廷尉张释之的祠堂。始建无考，元、明、清三代先后复建重修，现存建筑物飨殿三间，祠堂三间，后寝三间。张释之葬于县城西北两公里的胡岗村旁。其任廷尉期间，执法如山，刚直不阿。时有“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赞语。
张释之从小跟随哥哥张仲生活，一直没有分家，家资非常丰厚。当时西汉的官员选拔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举荐制；二种是聘用制；三种是捐资制，捐资制是朝廷为了筹集资金，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岗位向民间定价出售，从而能够使得民间一些富户能够以货币向政府买官吏职位的方式。张释之走的是捐款买官的途径，他哥哥为他用钱财买了个郎中令手下的骑郎，主要职责是侍奉汉文帝。最初张释之的官场发展之路一直不顺，任职骑郎工作近十年，没有能够得到升迁，张骑郎感到仕途艰难，不想再这样空耗哥哥的资财。灰心丧气之余，想辞职不干了，回南阳老家种地去。这时伯乐中郎将袁盎出现了，他为张释之人生道路上提供了必要条件。袁盎知道张释之德才兼备，惋惜他的离去，就请求汉文帝调补他做谒者。谒者是专门负责传达接待宾客之事，有时也兼任宫廷守卫和临时差遣的小官。这个官虽然不大，因其职务活动都是在皇帝身边，面圣的机会也就多了，张释之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再学习思考治国经略，又经过一番充分准备后，在一次朝拜后趁机凑到了汉文帝跟前大谈利国利民的大道理，借此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才能。汉文帝一眼就看穿了张释之的用意，干脆也直奔主题，让他不要废话要讲就讲一些具体实用的东西。于是张释之洋洋洒洒大谈起秦汉兴废之道，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一直侃到汉高祖斩白蛇起义，侃的是翻江倒海，日月无光。要知道汉初，刘家夺取政权还没几年，汉文帝最关心的就是兴废问题，聪明的张释之说的正是皇帝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文帝自然听的是十分开心，连连称善，认为这个张释之果然是个人才。既然皇帝认为你是人才，不想升官都难了，很快张释之就升迁做了谒者仆射（负责接待宾客，传达政令官的首领），这类似于现代的机关秘书长，正儿八经的二号首长。张释之终于走入了皇帝的视线中。
以下几个典故分别是上林苑进谏、司马门案、灞陵直谏、惊马人案、高庙玉环失窃案，张释之伴随着这几个典故而逐渐由谒者仆射而官拜廷尉。
上林苑进谏：一天，汉文帝带着侍臣前往上林苑观赏景色。上林苑原本是秦都咸阳时所设置的皇家宫苑，秦始皇三十五年曾经在苑中修建朝宫，阿房宫就是前殿，秦末被项羽所焚，汉初荒废。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允许平民进入苑中开垦耕种，后来渐渐又恢复为宫苑。文帝来到上林苑，只见草深林密鱼跃鸟飞，自然觉得十分开心。又登上老虎圈附近的楼台观看老虎，汉文帝询问书册上登记的各种禽兽的情况，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只能东瞧西看，全都不能回答。这时负责管理虎圈的啬夫挺身而出，对刚才汉文帝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汉文帝对啬夫的表现产生了兴趣，他又开始十分详细地询问动物园所有动物的情况，啬夫同志对答流利，非常全面。询问结束了，文帝大发感慨：我们的官吏都应该像啬夫这样啊！这个上林尉让我怎么信任他呢！马上命令张释之去起草任命书，要把啬夫任命为上林尉。张释之过了一会儿才上前说到：“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文帝说：“是长者啊！”又再一次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文帝再一次回答说：“是个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与东阳侯都被称为长者，可这两个人议论事情时都不善于言谈，现在这样做，难道让人们去效法这个喋喋不休伶牙俐齿的啬夫吗？秦代由于重用了舞文弄法的官吏，秦君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国势日衰最后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越级提拔他，我想恐怕天下人都会追随这种风气，争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实际。况且在下位的人被在上的人感化，快得犹如影之随形、声之回应一样，陛下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不审慎啊！”文帝思考了一会最终取消了原来的打算，不再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在回皇宫的路上，张释之陪汉文帝同乘一辆车。文帝就秦王朝的政治弊端，向张释之做了详细的了解。张释之同志做的解答都很直率，毫不避讳。车缓缓地驶向皇宫，到达皇宫后，汉文帝亲自下达委任命令----张释之调任公车令。汉代的公车令较谒者仆射而言，级别提升了一大截，职权范围也更大了，不但掌管皇宫大门的警戒，还负责接待官员和老百姓来信来访、各诸侯国各郡来进献礼品等事项。
司马门案：张释之同志在升任公车令不久，就与太子刘启及梁王刘武发生了不愉快。司马门是皇宫重要的外门，当时律令规定，天下上事，四方贡献，都由司马门接收。按照汉代法律规定：“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其司法解释是凡是出入殿门或司马门的人，不管是谁，都要下马或下车步行。倘若违反这条法律条款，罚金四两。不久，梁王入朝觐见文帝，刘启和刘武驾车进入皇宫，在经过司马门（皇宫外墙大门）时没有下车。当时，刘启的车辆已经驶过了司马门，被张释之硬生生地给追了回来。据此，张释之立刻对太子及梁王进行了弹劾：经过公门不下车，犯有不敬之罪，应该法办。弹劾奏章呈送上去，汉文帝由于溺爱太子和梁王，就把它当做一件小事儿搁置不问。张释之很生气，于是，他设法托人把这事儿转告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太后闻之此事后，派人送来诏书，赦免了太子和梁王。然后太子与梁王才得以入朝。汉文帝为此事免冠自责“教子不谨”。司马门案具有深远意义，弹劾太子并让皇帝摘下帽子自责充分体现了张释之执法的公平公正。这与张释之所倡导的“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同”的观点和秦朝韩非子所提倡的“法不阿贵”的法律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畏权贵，执法如山，公平正义，体现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雏型。事过之后，汉文帝提拔张释之为中郎将。
灞陵直谏：汉文帝因为迷信，所以特别重视自己死后的安置问题，经常去灞陵，视察自己的陵墓修建情况。一次张释之跟随皇帝到了灞陵，汉文帝站在灞陵的北面眺望。这时慎夫人也跟随前行，慎夫人的故乡在邯郸，文帝指着山下的大道对她说：“这就是到达邯郸的交通要道啊！”慎夫人闻听，思乡之情被触动，不由得有点凄然。文帝就让慎夫人弹琴，汉文帝自己合着瑟的曲调而唱，心里很凄惨悲伤，回过头来对着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椁，（古代安葬的棺木外层叫棺内层称椁，即套在棺外的外棺）用切碎的苎麻丝絮充塞石椁缝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哪还能打得开呢？”旁边的近侍们赶忙作频频点头状，连连称是。张释之却不以为然，上前劝诫文帝：“假如陵墓里有珍宝，就会勾起人们的贪婪欲望，就是把金属熔化了，把陵墓包起来，也会有间隙；假如里面没有珍宝，就是不用石头垒砌，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汉文帝恍然醒悟，不住地称赞张释之说得好，对他很有启发。在文帝去世时，立下遗嘱，陪葬的物品都是泥瓦烧制的，不允许放置贵重物品，也不许用金银铜锡等值钱的金属做装饰。汉文帝的坟既不高大，也不气派，是汉代的皇陵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个。汉文帝觉得张释之敢于犯言直谏，就再次提职任命他做了掌管修订法律、管理审核全国刑狱、可以直接审理重大案件、收捕犯罪大臣的廷尉。廷尉，官名。秦置。掌刑狱。从此张释之职掌天下刑狱，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
惊马人案：张释之当上廷尉之后，他的执法如山的品格愈加显得突出。有一天，汉文帝外出游乐，护卫队拉得很长。当御车行至中渭桥时，忽一人从桥下钻出，正好撞上御车的骖马，马受惊跳起，文帝险些被摔下。那人疾速向路边田野逃去。卫士将其抓获后，文帝责令张释之严惩。经释之审问，方知那人是乡下人，初来长安，半路上遇到皇帝出游，便躲在桥下。过了一会儿，他以为御车早已过去，就从桥下跑出。不巧正碰上御车骖马，避之不及，只好向田野逃去。张释之确认情况属实，按法令规定“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当即上奏文帝对此人处以罚金。文帝大为不满，勃然发怒，说：“幸好我的马性情温和，倘若是烈性马，不就把我摔伤了吗?如此大事，你居然只处他以罚金了事，这怎能使百姓儆戒呢?”张释之分辩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不应偏私。现在依据法律，作如此判决是得当的。若皇上要依个人意愿加重治罪的话，那么法就不能取信于人民啊!况且在当时，皇帝您要是派人把他杀了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今皇上既然交给了我这个当廷尉的，我就履行职责，公平执法，依法办事。我若不公正执法，稍有偏颇，而天下的执法官用法就可轻可重，任意增减刑罚，执法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了。这样老百姓岂不是连手脚就不知道怎么放了吗?请皇上明察。”文帝想了一会说：“廷尉量刑判决是对的。”可见几千年前的大法官张释之就以该案诠释了什么叫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执法以法律为准绳，而不依君主旨意行事，这在封建社会的专制体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高庙玉环失窃案：惊马人的案件处理后不久，西汉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有人偷窃了汉高祖庙中神座前的玉环。汉文帝对窃贼敢于盗祖庙大为恼怒。下令把盗庙贼交给廷尉严加惩治。张释之依据西汉法律中规定的偷窃宗庙的珍宝、服饰、器物的条款，判处盗贼斩首示众的“弃市”刑罚。
张释之把这个判决上奏汉文帝后，汉文帝勃然大怒，责问张释之：“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竟敢盗窃皇家祖庙中的玉环器物。我所以把此案交给廷尉去处治，就是要你严加惩处，判以灭族重刑。可是你却像办其它案子一样，只是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上报判处的意见。你这样处置他，怎么能够维护先帝高祖的尊严呢？再说也违背了我尊奉祖先，恭敬、孝顺的心意。”张释之看到汉文帝大发脾气，也忙脱帽叩头谢罪，口里却依然据理力争地辩驳说：“根据法律规定将窃贼判处‘弃市’就是最重的了。到底是判斩首弃市罪还是判灭族罪，应该按照罪行情节的轻重来定。现在要是对盗窃了宗庙中的玉环器物的贼就判以灭族罪的话，那么有朝一日，再有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从高祖的陵墓上取走一捧土，我们怎么加重判处呢？”开明的汉文帝听后沉思不语，下朝后与太后商量，并接受了张释之的正确意见。这个案例是最原始的刑法上面“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司法为民是法律的历史使命。张释之在吸取法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观点的同时，还继承了儒家“明德慎罚”法学思想和“罪责刑相统一”的执法原则，坚持依法量刑，规范有序，避免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由于张释之执法严明。依法办事并敢于坚持正确主张，不以个人好恶来论罪，对皇上也不阿谀逢迎，所以在他任廷尉期间避免了许多冤案，得到了当时百姓的称颂。像宋代百姓喊出“开封有个包青天”一样，西汉百姓口口相传 “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自古物极必反，月盈则亏。没过多久，文帝龙归大海，景帝即位，就是张大人在司马门案中得罪过的太子启。那时，刘启同志只有十岁左右，一晃二十载过去了，刘启由小朋友成长为帝王，做了张释之的老大，忆往昔，看今朝，张释之怎能不心中忐忑，后背冒凉风！从刘启同志登上皇位那天，张释之就寝食不安了！他觉得刘启肯定会恩赐灾害，如何才能躲掉呢！于是自导自演了一阵子体弱有病后，张释之又觉得不妥又想到了向刘启妥协。在当时，有个德高望重的隐士，名叫王生。王生已年逾古稀，白发苍苍。他对《老子》、《庄子》、“黄老之术”极有研究，很受时人的尊重。他虽然以年高为由，不肯出仕，却经常奉诏入朝，和公卿大臣们混得很熟。王生知道张释之的忧虑后，对他说：“你别担心，我来为你设法，务使你躲过此劫。”于是，王生在有一次奉诏入朝时，看到朝中的文武百官都已分班站立，他步履蹒跚地走到张释之面前，忽然说：“哎哟，我的袜带理掉下来了”接着，他望望张释之说：“喂！廷尉大人，请替我把袜带结好！”张释之一声不响地走到王生跟前，跪下身去，为王生结好袜带，才站起来回班站立。满朝的文武大臣见了，都注视着张释之，很为他受辱不平。事后，有人问王生：“满朝这么多文武官员，你为什么独独要羞辱张廷尉，让他跪着为你结袜带呢？”王生回答说：“我已年老，而且没什么地位，感到自己对张廷尉没有什么助益。张廷尉执法如山，名望很高，可称是当今名臣。我在朝殿中故意当众羞辱他，让他跪下为我结袜带，是为了让天下人更尊重他呀！”大臣们听到了，大家都称赞王生的贤德，同时也更敬重张释之的人品了。这就是“结袜王生”这一典故的由来。汉景帝本来确对当年司马门之事耿耿于怀，想寻机对张释之进行报复。经过张释之为王生结袜之事，他看到张释之如此受朝臣敬重，便也不好意思对张释之进行报复了。但过了一年多，汉景帝将张释之调任为淮南王刘安的国相。张释之知道，汉景帝对当年之事还是不能忘怀，让自己去当淮南王的国相已算是够宽宏的了，这都是王生为自己谋划的结果，不然自己早已被诛杀了。张释之最终死在淮南王国相任上，得以善终。
张释之与汉文帝，一个敢于在皇帝面前严格执法，一个原意接受法官的劝谏，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佳话。然而，从张释之后来为了曾经得罪景帝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法治”，归根到底还是皇帝一人之治，法官本身并不受法律的保护。
张释之（生卒年月不详），字季，西汉南阳堵阳（今河南方城东）人。司马迁著《史记》，将其与冯唐合立《张释之冯唐列传》。
在张释之出生地南阳市方城县，东西主街道命名为释之路。在方城县县城西关释之路北侧修建的张释之祠，系纪念西汉廷尉张释之的祠堂。始建无考，元、明、清三代先后复建重修，现存建筑物飨殿三间，祠堂三间，后寝三间。张释之葬于县城西北两公里的胡岗村旁。其任廷尉期间，执法如山，刚直不阿。时有“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赞语。
张释之从小跟随哥哥张仲生活，一直没有分家，家资非常丰厚。当时西汉的官员选拔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举荐制；二种是聘用制；三种是捐资制，捐资制是朝廷为了筹集资金，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岗位向民间定价出售，从而能够使得民间一些富户能够以货币向政府买官吏职位的方式。张释之走的是捐款买官的途径，他哥哥为他用钱财买了个郎中令手下的骑郎，主要职责是侍奉汉文帝。最初张释之的官场发展之路一直不顺，任职骑郎工作近十年，没有能够得到升迁，张骑郎感到仕途艰难，不想再这样空耗哥哥的资财。灰心丧气之余，想辞职不干了，回南阳老家种地去。这时伯乐中郎将袁盎出现了，他为张释之人生道路上提供了必要条件。袁盎知道张释之德才兼备，惋惜他的离去，就请求汉文帝调补他做谒者。谒者是专门负责传达接待宾客之事，有时也兼任宫廷守卫和临时差遣的小官。这个官虽然不大，因其职务活动都是在皇帝身边，面圣的机会也就多了，张释之这些年无时无刻不再学习思考治国经略，又经过一番充分准备后，在一次朝拜后趁机凑到了汉文帝跟前大谈利国利民的大道理，借此向皇帝展示自己的才能。汉文帝一眼就看穿了张释之的用意，干脆也直奔主题，让他不要废话要讲就讲一些具体实用的东西。于是张释之洋洋洒洒大谈起秦汉兴废之道，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一直侃到汉高祖斩白蛇起义，侃的是翻江倒海，日月无光。要知道汉初，刘家夺取政权还没几年，汉文帝最关心的就是兴废问题，聪明的张释之说的正是皇帝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文帝自然听的是十分开心，连连称善，认为这个张释之果然是个人才。既然皇帝认为你是人才，不想升官都难了，很快张释之就升迁做了谒者仆射（负责接待宾客，传达政令官的首领），这类似于现代的机关秘书长，正儿八经的二号首长。张释之终于走入了皇帝的视线中。
以下几个典故分别是上林苑进谏、司马门案、灞陵直谏、惊马人案、高庙玉环失窃案，张释之伴随着这几个典故而逐渐由谒者仆射而官拜廷尉。
上林苑进谏：一天，汉文帝带着侍臣前往上林苑观赏景色。上林苑原本是秦都咸阳时所设置的皇家宫苑，秦始皇三十五年曾经在苑中修建朝宫，阿房宫就是前殿，秦末被项羽所焚，汉初荒废。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允许平民进入苑中开垦耕种，后来渐渐又恢复为宫苑。文帝来到上林苑，只见草深林密鱼跃鸟飞，自然觉得十分开心。又登上老虎圈附近的楼台观看老虎，汉文帝询问书册上登记的各种禽兽的情况，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只能东瞧西看，全都不能回答。这时负责管理虎圈的啬夫挺身而出，对刚才汉文帝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汉文帝对啬夫的表现产生了兴趣，他又开始十分详细地询问动物园所有动物的情况，啬夫同志对答流利，非常全面。询问结束了，文帝大发感慨：我们的官吏都应该像啬夫这样啊！这个上林尉让我怎么信任他呢！马上命令张释之去起草任命书，要把啬夫任命为上林尉。张释之过了一会儿才上前说到：“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文帝说：“是长者啊！”又再一次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呢？”文帝再一次回答说：“是个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与东阳侯都被称为长者，可这两个人议论事情时都不善于言谈，现在这样做，难道让人们去效法这个喋喋不休伶牙俐齿的啬夫吗？秦代由于重用了舞文弄法的官吏，秦君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国势日衰最后土崩瓦解。现在陛下因为啬夫伶牙俐齿就越级提拔他，我想恐怕天下人都会追随这种风气，争相施展口舌之能而不求实际。况且在下位的人被在上的人感化，快得犹如影之随形、声之回应一样，陛下做任何事情都不可不审慎啊！”文帝思考了一会最终取消了原来的打算，不再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在回皇宫的路上，张释之陪汉文帝同乘一辆车。文帝就秦王朝的政治弊端，向张释之做了详细的了解。张释之同志做的解答都很直率，毫不避讳。车缓缓地驶向皇宫，到达皇宫后，汉文帝亲自下达委任命令----张释之调任公车令。汉代的公车令较谒者仆射而言，级别提升了一大截，职权范围也更大了，不但掌管皇宫大门的警戒，还负责接待官员和老百姓来信来访、各诸侯国各郡来进献礼品等事项。
司马门案：张释之同志在升任公车令不久，就与太子刘启及梁王刘武发生了不愉快。司马门是皇宫重要的外门，当时律令规定，天下上事，四方贡献，都由司马门接收。按照汉代法律规定：“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其司法解释是凡是出入殿门或司马门的人，不管是谁，都要下马或下车步行。倘若违反这条法律条款，罚金四两。不久，梁王入朝觐见文帝，刘启和刘武驾车进入皇宫，在经过司马门（皇宫外墙大门）时没有下车。当时，刘启的车辆已经驶过了司马门，被张释之硬生生地给追了回来。据此，张释之立刻对太子及梁王进行了弹劾：经过公门不下车，犯有不敬之罪，应该法办。弹劾奏章呈送上去，汉文帝由于溺爱太子和梁王，就把它当做一件小事儿搁置不问。张释之很生气，于是，他设法托人把这事儿转告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太后闻之此事后，派人送来诏书，赦免了太子和梁王。然后太子与梁王才得以入朝。汉文帝为此事免冠自责“教子不谨”。司马门案具有深远意义，弹劾太子并让皇帝摘下帽子自责充分体现了张释之执法的公平公正。这与张释之所倡导的“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同”的观点和秦朝韩非子所提倡的“法不阿贵”的法律精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畏权贵，执法如山，公平正义，体现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雏型。事过之后，汉文帝提拔张释之为中郎将。
灞陵直谏：汉文帝因为迷信，所以特别重视自己死后的安置问题，经常去灞陵，视察自己的陵墓修建情况。一次张释之跟随皇帝到了灞陵，汉文帝站在灞陵的北面眺望。这时慎夫人也跟随前行，慎夫人的故乡在邯郸，文帝指着山下的大道对她说：“这就是到达邯郸的交通要道啊！”慎夫人闻听，思乡之情被触动，不由得有点凄然。文帝就让慎夫人弹琴，汉文帝自己合着瑟的曲调而唱，心里很凄惨悲伤，回过头来对着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椁，（古代安葬的棺木外层叫棺内层称椁，即套在棺外的外棺）用切碎的苎麻丝絮充塞石椁缝隙，再用漆粘涂在上面，哪还能打得开呢？”旁边的近侍们赶忙作频频点头状，连连称是。张释之却不以为然，上前劝诫文帝：“假如陵墓里有珍宝，就会勾起人们的贪婪欲望，就是把金属熔化了，把陵墓包起来，也会有间隙；假如里面没有珍宝，就是不用石头垒砌，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汉文帝恍然醒悟，不住地称赞张释之说得好，对他很有启发。在文帝去世时，立下遗嘱，陪葬的物品都是泥瓦烧制的，不允许放置贵重物品，也不许用金银铜锡等值钱的金属做装饰。汉文帝的坟既不高大，也不气派，是汉代的皇陵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个。汉文帝觉得张释之敢于犯言直谏，就再次提职任命他做了掌管修订法律、管理审核全国刑狱、可以直接审理重大案件、收捕犯罪大臣的廷尉。廷尉，官名。秦置。掌刑狱。从此张释之职掌天下刑狱，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
惊马人案：张释之当上廷尉之后，他的执法如山的品格愈加显得突出。有一天，汉文帝外出游乐，护卫队拉得很长。当御车行至中渭桥时，忽一人从桥下钻出，正好撞上御车的骖马，马受惊跳起，文帝险些被摔下。那人疾速向路边田野逃去。卫士将其抓获后，文帝责令张释之严惩。经释之审问，方知那人是乡下人，初来长安，半路上遇到皇帝出游，便躲在桥下。过了一会儿，他以为御车早已过去，就从桥下跑出。不巧正碰上御车骖马，避之不及，只好向田野逃去。张释之确认情况属实，按法令规定“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当即上奏文帝对此人处以罚金。文帝大为不满，勃然发怒，说：“幸好我的马性情温和，倘若是烈性马，不就把我摔伤了吗?如此大事，你居然只处他以罚金了事，这怎能使百姓儆戒呢?”张释之分辩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不应偏私。现在依据法律，作如此判决是得当的。若皇上要依个人意愿加重治罪的话，那么法就不能取信于人民啊!况且在当时，皇帝您要是派人把他杀了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今皇上既然交给了我这个当廷尉的，我就履行职责，公平执法，依法办事。我若不公正执法，稍有偏颇，而天下的执法官用法就可轻可重，任意增减刑罚，执法也就没有一定的标准了。这样老百姓岂不是连手脚就不知道怎么放了吗?请皇上明察。”文帝想了一会说：“廷尉量刑判决是对的。”可见几千年前的大法官张释之就以该案诠释了什么叫做“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执法以法律为准绳，而不依君主旨意行事，这在封建社会的专制体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高庙玉环失窃案：惊马人的案件处理后不久，西汉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有人偷窃了汉高祖庙中神座前的玉环。汉文帝对窃贼敢于盗祖庙大为恼怒。下令把盗庙贼交给廷尉严加惩治。张释之依据西汉法律中规定的偷窃宗庙的珍宝、服饰、器物的条款，判处盗贼斩首示众的“弃市”刑罚。
张释之把这个判决上奏汉文帝后，汉文帝勃然大怒，责问张释之：“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竟敢盗窃皇家祖庙中的玉环器物。我所以把此案交给廷尉去处治，就是要你严加惩处，判以灭族重刑。可是你却像办其它案子一样，只是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上报判处的意见。你这样处置他，怎么能够维护先帝高祖的尊严呢？再说也违背了我尊奉祖先，恭敬、孝顺的心意。”张释之看到汉文帝大发脾气，也忙脱帽叩头谢罪，口里却依然据理力争地辩驳说：“根据法律规定将窃贼判处‘弃市’就是最重的了。到底是判斩首弃市罪还是判灭族罪，应该按照罪行情节的轻重来定。现在要是对盗窃了宗庙中的玉环器物的贼就判以灭族罪的话，那么有朝一日，再有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从高祖的陵墓上取走一捧土，我们怎么加重判处呢？”开明的汉文帝听后沉思不语，下朝后与太后商量，并接受了张释之的正确意见。这个案例是最原始的刑法上面“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体现。司法为民是法律的历史使命。张释之在吸取法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观点的同时，还继承了儒家“明德慎罚”法学思想和“罪责刑相统一”的执法原则，坚持依法量刑，规范有序，避免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由于张释之执法严明。依法办事并敢于坚持正确主张，不以个人好恶来论罪，对皇上也不阿谀逢迎，所以在他任廷尉期间避免了许多冤案，得到了当时百姓的称颂。像宋代百姓喊出“开封有个包青天”一样，西汉百姓口口相传 “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自古物极必反，月盈则亏。没过多久，文帝龙归大海，景帝即位，就是张大人在司马门案中得罪过的太子启。那时，刘启同志只有十岁左右，一晃二十载过去了，刘启由小朋友成长为帝王，做了张释之的老大，忆往昔，看今朝，张释之怎能不心中忐忑，后背冒凉风！从刘启同志登上皇位那天，张释之就寝食不安了！他觉得刘启肯定会恩赐灾害，如何才能躲掉呢！于是自导自演了一阵子体弱有病后，张释之又觉得不妥又想到了向刘启妥协。在当时，有个德高望重的隐士，名叫王生。王生已年逾古稀，白发苍苍。他对《老子》、《庄子》、“黄老之术”极有研究，很受时人的尊重。他虽然以年高为由，不肯出仕，却经常奉诏入朝，和公卿大臣们混得很熟。王生知道张释之的忧虑后，对他说：“你别担心，我来为你设法，务使你躲过此劫。”于是，王生在有一次奉诏入朝时，看到朝中的文武百官都已分班站立，他步履蹒跚地走到张释之面前，忽然说：“哎哟，我的袜带理掉下来了”接着，他望望张释之说：“喂！廷尉大人，请替我把袜带结好！”张释之一声不响地走到王生跟前，跪下身去，为王生结好袜带，才站起来回班站立。满朝的文武大臣见了，都注视着张释之，很为他受辱不平。事后，有人问王生：“满朝这么多文武官员，你为什么独独要羞辱张廷尉，让他跪着为你结袜带呢？”王生回答说：“我已年老，而且没什么地位，感到自己对张廷尉没有什么助益。张廷尉执法如山，名望很高，可称是当今名臣。我在朝殿中故意当众羞辱他，让他跪下为我结袜带，是为了让天下人更尊重他呀！”大臣们听到了，大家都称赞王生的贤德，同时也更敬重张释之的人品了。这就是“结袜王生”这一典故的由来。汉景帝本来确对当年司马门之事耿耿于怀，想寻机对张释之进行报复。经过张释之为王生结袜之事，他看到张释之如此受朝臣敬重，便也不好意思对张释之进行报复了。但过了一年多，汉景帝将张释之调任为淮南王刘安的国相。张释之知道，汉景帝对当年之事还是不能忘怀，让自己去当淮南王的国相已算是够宽宏的了，这都是王生为自己谋划的结果，不然自己早已被诛杀了。张释之最终死在淮南王国相任上，得以善终。
张释之与汉文帝，一个敢于在皇帝面前严格执法，一个原意接受法官的劝谏，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佳话。然而，从张释之后来为了曾经得罪景帝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这种“法治”，归根到底还是皇帝一人之治，法官本身并不受法律的保护。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新华悦读（201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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