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殷墟考古方兴未艾之时，抗战爆发，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安阳。致力于重建“殷商秩序”的学者们，自己生活和研究的秩序被完全打破。

　　“十兄弟”生离死别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殷墟发掘匆忙结束，董作宾与同仁们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艰难到达长沙后，由于前途未卜，傅斯年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遣散部分人员。著名的“殷墟十兄弟”大多在遣散之列。

　　当时中国最有光彩，联手打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一片新天地的学术团队，在长沙生离死别，很多人此后终生再无谋面。

　　“十兄弟”大多以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身份，参与殷墟发掘，因朝夕相处，志趣相投，年龄相仿，于是就按年龄大小，“老大”、“老二”地叫起来。老大李景聃，然后依次是石璋如、李光宇、刘耀、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此外，短暂参与发掘的吴金鼎、夏鼐、向达等，虽未加入，也与他们情深谊厚。

　　离开史语所后，刘耀、祁延霈、王湘、尹焕章等都先后去了延安。石璋如本来与刘耀一同前往延安，走到八路军临汾办事处，工作人员见刘耀衣着“土气”，而石璋如干净整齐，还戴顶礼帽，因此拒绝了石璋如，留下了刘耀（去延安后改名尹达）。

　　石璋如、尹达都是河南大学的学生。1929年河南与中央研究院因殷墟发掘产生矛盾，傅斯年前来开封调解，在河南大学常住，其间发表多次演讲，引发河大学子对考古的浓厚兴趣。后来傅斯年与河南达成的协议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河大学子可以去殷墟实习。石璋如、尹达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以大四学生的身份，携手前往殷墟，随后双双考取史语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

　　临汾一别，两兄弟从此天各一方。尹达后来成为学部委员、著名史学家，出版有《中国原始社会》、《中国新石器时代》等专著，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是那个时期大陆考古的实际领导者。

　　石璋如自临汾返回家乡偃师，途中遭遇土匪，钱财被抢劫一空。幸好后来史语所安定下来，董作宾得知他的情况，写信让他南下重新加入了史语所。

　　石璋如后来去了台湾，他是“十兄弟”中年寿最高的，2006年去世，活了104岁，被尊为“考古人瑞”。他61岁后才退出田野考古，专心整理、研究安阳殷墟出土的资料，最大的成就，是依据殷墟地面上及地面下的建筑遗存及墓葬的研究，复原了地上的建筑物，并将复杂的考古现象加以关联，以探求殷代的营造程式、兵马战车的组织及宗法礼制等，力图重现当时的制度。他一生著述极丰富，专著17部，论文100篇，大部分是关于殷墟。

　　1998年，为纪念兄弟刘耀去世15周年，96岁高龄的石璋如写下《刘耀先生考古的五大贡献》。此时，距临汾一别已61年，两兄弟再未谋面，但心中的情谊却丝毫未减。

　　“十兄弟”中的老五尹焕章是董作宾在南阳中学任教时的学生，1928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后由董作宾介绍参加殷墟考古。后来长期在南京博物院从事考古工作，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尹焕章的女婿朱元曙曾为“十兄弟”作传，其中写到的情谊，让人感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尹达回母校河南大学做学术报告，尹焕章的外孙此时正在河大读书，听完报告，自己走上台去，向尹达自报家门。尹达一听是“五弟”后人，十分激动，拉着他的手连说：“像，像，真像你姥爷。”并循循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负“令外祖的名声”，并反复交代，一定要向焕章先生的夫人转达问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海峡两岸有了联系。张光直（李济、董作宾在台湾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与夏鼐的通信，经常代“十兄弟”互致问候，代为寻访亲友。1983年9月10日，夏鼐致张光直：“前承嘱托打听石二哥在大陆家属情况，现已得消息，兹另纸附奉，以便转去，并望代为问候。”夏鼐在殷墟时间不长，未名列“十兄弟”，但仍尊石璋如一声“石二哥”，这个称呼，不知凝聚了多少亲情与沧桑。【原标题：董作宾：力助殷商“恢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