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辈没有接近的机会，他“即之也温”的那一面当然无从领略。子夏所谓“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有儒家风范的人物中，常见到这一型。这里面混合着身份意识，也有对场合、对象的拿捏。大体上，后一面更见于平日的待人接物。但梁在这上面也与众不同。比如他自奉甚俭，常周济需要帮助的人，从不图回报，但对条件尚好者，借的钱必追讨回来，因要帮助更需要的人。周济他人，原本属于“温”的范畴，这里他行来则又见出不苟的“俨然”了。

　　他的霭然长者之风，我们可以从他学生的回忆里听到许多事例。至于“望”与“即”之间的转换，我觉得晚年他与冯友兰“相逢一笑”的晤面是最有意思的。二人都是大儒，且都是有使命感的，但在“批林批孔”中的表现却是天差地远。一个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拒不从命，一个则违心跟了风。虽是老友，梁对冯自不能原谅。1985年，值冯九十华诞，举家宴，宗璞奉父命电话邀梁出席，梁一口回绝，且去信说明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语气斩截，不稍假借，很是“俨然”。后冯寄赠《三松堂自序》，又修书认错，信中有“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真想说的”，如是则“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等反省语，恳请暮年一晤。梁即回心转意，要亲往冯宅晤面。冯虽仅小梁两岁，当年在北大读书时却听过梁的课，且意甚诚，结果还是在宗璞陪同下登门访梁。晤面的时间不短，梁不会不想到批林批孔事(何况此前不久还为此不无耿耿)，然面对面之际，对那段过节却只字未提。一方面固然是冯已悔过，另一方面，也是顾及老友的颜面吧。

　　其间，宗璞插言，感慨“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且发问：“我们习惯于责备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后一句隐有为其父辩白的意思，而梁漱溟正是对冯厉辞峻责的人。可想而知，宗璞的话梁漱溟是断断不会认同的，然他也就默尔而息。这里，虽有冯认错之前与之后的差别，“望”与“即”的不同，也是一个因素吧？(余斌)【原标题：冯友兰曾因“批林批孔”向梁漱溟主动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