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郝堂村村民郝长荣一家四口在自家的四合院，他家经营了一间“食堂”（即饭店，当地这样称呼）。（姬东 摄）

    □□本报记者 李婧

    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说，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被时代影响又被时代忽略的国度，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小局部。每一个村庄基本上就是中国的缩影，而他感慨“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当他怀着乡愁游学归来，再次回到村庄时，发现他梦中的精神家园近乎无存。作为一位文化学者，熊培云感到一种无力，他在书中写道：“我已经将生命交付给我的文字。这方面我真的是有负父老乡亲了。如果我做官或者经商，对于他们的命运会有货真价实、立竿见影的改变。”

    熊培云的感慨其实是每一位关心乡村建设的人都曾体会过的，而他的无力感也是文化工作者常常遭遇的困惑，在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的急迫现实面前，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该如何进行？又该如何将这些宝贵的乡村遗产活化，让其能回归乡民的日常生活？

    记者对话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者中的两代人，他们中一位是北京绿十字与中国乡建院联合发起人、中国·农道联盟秘书长孙君，另一位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德胤，前者是有着17年乡村建设经验的先驱者，后者是一位“70后”青年学者，与这两代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者的对话，从他们的经验和困惑中也许能得到些许启示。

    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乡村建得漂亮太容易了，但要想完成乡村自治，要想让年轻人回来，这就非常难了。”

    孙君近两年所做的乡村建设中，最为外界所熟知的是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这是一个豫南山区的典型村庄，人口2200人，村域面积20平方公里，以茶叶和板栗种植为主。和很多村庄一样，郝堂村此前几近空心。年轻人大多拖家带口离开村庄，只留下空巢老人，土地撂荒严重，村里垃圾满地，环境恶劣。

    2009年，孙君所在的北京绿十字与平桥区政府签订合同，开始介入郝堂村的乡村建设，现在郝堂村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很多年轻人开始回村，回来的年轻人达到80%到90%。

    说起在郝堂村的经验，孙君强调将权利还给村“两委”， 所有的项目在建设实施中都是以村“两委”为主体。“我一直认为能找到一个好的村两委，这个村基本就成功一大半。我们承担的角色叫帮忙不添乱，在郝堂村建设中，基本上是按照两委的想法和需求，用专家、政府和社会力量，渐渐帮助他们。”孙君说。

    帮忙不添乱体现在产业上，就是不要胡乱贸然地改变乡村原本的产业结构，而是以“先生活后生产”这个概念来恢复其常态农业。“他们原来种田还是种田，不要轻易地调整他们的产业。他们原来居住在一起还是居住在一起，有一个村民的熟人社会和道德体系，做他们熟悉的工作。”孙君说。

    而在湖北省随州市广水市胜关镇桃源村，孙君仍然重视村庄内生组织建设，他与政府协商，从村民手上把老房子收回来进行维修——这些老房子大多处在倒塌、荒废状态。然后，将这部分资产归村集体所有，全力扶持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因为中国很多农村的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完全瘫痪，没有财权、人权、地权。这样的村庄要维护传统村落几乎不可能，村委会基本丧失了自治，但城市的法治系统又不可能延伸到乡村。这就是现实困境。一个村，外来人只能帮忙，送一程，最终一定要学会自己走路，桃源村正面临着学步阶段。”孙君说。

    经过基础设施的改善、古村落的修复、环境的整理、示范户建设、资源分类、原种农业修复、土壤改良，还有村民和村干部的教育，现在桃源村开始走向一个良好的发展趋势，在保证常规农业状态下，适度地推动一部分乡村的民俗旅游。

    孙君主张不能过度发展乡村旅游，不能改变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不能把大的企业引入到村庄。“应全力以赴保证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以农民常规农业为产业和岗位的、一种符合农村发展常态下的模式。因为我们不想把传统村落变成一个旅游地，一个原住民离开、大企业过来的地方，变成农民把土地出租出去的模式。从短期来说他们有收益，但从长远来说留下大量的不稳定因素。这是古村落保护中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孙君说。

    旅游是发展乡村的唯一路径吗？

    “旅游是一个撬动性的工具或途径，它可以用来带动很多事，如农产品加工、农事体验、亲子教育等。”

    对于如何发展乡村旅游，也是乡村建设现在面临的一个两难问题，尤其近两年全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发展乡村旅游，但商业化的介入又很容易伤害到乡村文化遗产。

    对于这个问题，罗德胤认为，在现阶段，发展旅游其实是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的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在传统村落保护中，政府一定是起主要的引导作用，但仅靠政府的投入，还是有大量的缺口，因为我国乡村严重凋敝的现实已经长期存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不让商业化进场，也不现实，关键是要规范，技术上要保守，要遵守遗产保护的严格规则，策划上的创意很重要，这个规律国内正在探索。”罗德胤说。

    所以，罗德胤认为，目前不是阻止乡村旅游，而是如何改进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让乡村遗产回归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只有当乡村遗产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村民自然会重新唤起对乡村传统文化的热爱。

    “你不能对村民说要如何保护乡村文化遗产，那样太居高临下了，而且换位思考，任何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条件的权利，不能将遗产保护的理念硬塞给村民。”罗德胤说，只有通过具体细微的工作来潜移默化。

    比如，在湖南省会同县高椅村，罗德胤和孙君做了一个实验，为村庄的留守儿童建一个乡村童书馆。高椅村是一个保存完整的古村落，明代洪武年间始建，距今约600年左右，是著名的文保村，被列入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省历史文化名村，整个村寨共有590多户2200多人。他们与高椅村村委会达成一致，村委会拿出一栋古宅作为童书馆的空间，罗德胤募集了大量的儿童绘本等少儿读物，让村子里的孩子也能看到城市儿童的优质读物，这个童书馆很受孩子们喜欢，甚至还有县城的家长带孩子来这里过周末。“当孩子们从小在老房子里读书，他们长大后自然就会保护乡村遗产，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过程。”罗德胤说。

    孙君也很强调乡村教育对遗产保护的作用，在高椅村，他一直强调要保留乡村小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建设对未来农村发展的可持续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人的问题是最根本问题

    两位学者对乡村教育的重视其实都指向了一个终极问题，即人的问题，因为人的流失，乡村才会凋敝，而人才的严重缺乏，也是乡村建设面临的困难之一。

    乡村建设也好，古村落和古建筑的维护也好，都离不开具体的施工单位，谁来做乡村建设的施工主体？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按照城市的招投标规则，最后招来的工程队可能还会层层转包，最终维修古村落的人可能是根本不懂古建规则。

    对此，孙君表示，古村落维修本来费用就少，这种方法看上去合法，实际上不合理，对古村落的维修伤害很大。“我们一般和政府谈，直接邀标，减掉一些没有必要的假的过程，这也是对古村落保护的一个方法。”

    在高椅村，孙君找的是农民施工队和本地的能工巧匠，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欧洲建筑，所以他们一出手就是传统的。而城市的建筑单位符合法律，有公司资质，能招投标，但做出来的东西不具有乡愁感，只有中国农民，他们能把村庄建的像村庄。

    高椅村就采用了设计院和本土农民设计师相结合的方法。“建筑修缮改造工程交给本地建造师，他们看过我们的图纸后可以提出想法和修改意见。建设过程中仍然遵循帮忙不添乱的原则，顺着原来的村脉和农理小心翼翼地修复。”孙君说。

    乡村修复后，如何进行后期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是保持维护成果的关键，只有能持续地造血，年轻人回来后也有事业可以发展，乡村才能真正地激活。而与现代市场的对接、宣传推广、品牌维护，这都不是农民擅长的工作，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罗德胤表示，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互联网的介入， 互联网会对乡村复兴的意义极其重要。“互联网让宣传推广变得扁平化，成本低，这对乡村很重要，自媒体口口相传的口碑传播非常适合乡村品牌的推广。很多返乡的年轻人适合做这方面的工作，此外，县级政府也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罗德胤说。

    孙君认为，这一问题是目前乡村建设中较重要的方向性问题，对于电商进入乡村，孙君认为是好事，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电商应是有助于村委会的村民自治体系的完善，应使农民产品卖得越多，土地修复更好、农民的诚信机制更完善、农民的集体经济更强大、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更高。

    “让农民完善自己的正常生活和生产方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科技、乡建、电商等都是可取的。本末不能倒置，农民不种田，会有好产品吗？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乡村让农民种好田，让村庄有年轻人，让鸟飞回来，让民俗回来，这就是乡村的未来。”孙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