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全国政治中心在汴梁(今开封),文化中心在洛阳;皇家园林在东京,私家园林在西京(今洛阳)。
邵雍安乐窝
集资捐建的宅院园林
从洛阳桥出发,向南走不远,向西拐,可找到邵雍故居,即安乐窝宅院园林。
提起安乐窝,洛阳人都熟悉。龙门大道上南来北往的公交车,都把安乐窝作为一站。生在900多年前的邵雍想不到,他的安乐窝,如今已变成一个地名,一个都市里的村庄:水泥路上奔驰着农用车,两旁是幢幢小楼,我找了半天,才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看到了青砖黛瓦——简朴而小巧的邵雍故居,到了。
大门不显眼,很朴素,上挂“内圣外王”匾额。踏上青砖甬道,迎面是中堂。中堂里有邵雍塑像,塑像前有香案、蒲团。我在那里站立许久,沉默中酝酿着敬意。
当时的宋王朝,站在五代之后破碎的山河间,完全是一个读书人的形象。我知道,宋代的可爱,是由于它风华绝代的文人气质,这是一个科技和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外交和军事弱不禁风的朝代。读书人似乎不管这些,他们的鼻子,从来不嗅那弥漫的硝烟,只去追寻“文气”——37岁的邵雍,也是一路嗅着“文气”,来到了“文气”氤氲之都洛阳。
博学的邵雍,不但在易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了全面、系统、庞大的易象数学体系,而且对宋代理学起到了奠基作用,成为宋代理学先行者之一。当时,理学家周敦颐,还有我们的洛阳老乡程颢、程颐兄弟,都曾是他的学生。可是,这位先生刚来洛阳时生活艰辛,曾坐在洛阳桥上给人算卦。但生活的艰辛并没有影响他愉快的心情,他在洛河南岸搭了一个草棚,自称“安乐窝”,并赋诗一首:“家虽在城阙,萧瑟似荒郊;远去名利窟,自称安乐窝。”后来,他又写诗一首:“夏居长生洞,冬居安乐窝。莺花供放适,风月助吟哦。窃料人间乐,无如吾最多。”他用自己的诗,解读了安乐窝的寓意:财富无需多,只要心安乐;心安境自安,处处安乐窝。
宰相富弼见邵雍经济拮据,就为安乐窝添砖加瓦。洛阳地方官王宣徽慷慨资助,司马光也发动一帮文士踊跃集资,积极地为邵雍营建宅院园林。慢慢地,安乐窝有了园林的模样,有了绿色和生气。当时洛阳人爱种花,且偏爱种植牡丹,但邵雍却拿这些集资款种竹子。他在《自赞》一诗中写道:“洛人爱种花,唯我好种竹。所好虽不同,其心亦自足。花只十日红,竹能经岁绿。俱沾雨露恩,独无霜雪辱。”
两三年后,竹林蔚然,遍地绿意。他又种上松树,引来清泉。松有挺拔身姿,泉有委婉清流,邵雍徜徉其间,如玉树临风,超拔脱俗。文友们见了,纷纷称奇,都佩服他的逍遥和超脱,来园中和他吟诗应和,暂时抛开世事烦忧,谈古论今,快快乐乐,使这里真的变成了“安乐窝”。
邵雍的安乐窝,规模不大,其实是个花园别墅,属于小型宅院园林。宅院园林的特点就是,既是居住之所,又是小小的花园,说到底是精神的花园和心灵的空间,与真正的文人园林相比,还缺少一些构件。
司马光独乐园
《资治通鉴》诞生的摇篮
司马光的独乐园,称得上是真正的文人园林。
洛阳人都知道司马光,一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二是他编写了《资治通鉴》,三是他说过一句话“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为洛阳留下了一句广告词。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资治通鉴》其实是在洛阳编写的,具体地点就在今龙门东边的偃师市诸葛镇司马街。如今那里已经成了一所小学,孩子们的琅琅书声,似乎还对独乐园作着久远的回应。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两度拜相,德高望重,名重天下。你该说他咋恁能哩?好像啥都会似的。其实宋代的最大特点,就是许多大官同时又是大文豪,譬如我们熟悉的苏东坡,就是当时文化艺术领域的全能选手。当时洛阳官僚文人云集:欧阳修、程颢、程颐、文彦博、富弼、邵雍等重量级人物如过江之鲫,纷纷在洛阳著书、讲学、游历或定居,大家诗酒唱和,参与文化活动,同时又乐于修筑园林,使洛阳的文人园林甲天下。
话说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给王安石写了万言长信,劝他停止变法措施。然而,王安石仅以几百字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把他打发了。司马光因此告别朝廷,带着《资治通鉴》写作班子,来洛阳成立了编写书局。他在城郊买了20亩地,建起了“独乐园”。此后15年间,他和助手们埋头编写《资治通鉴》,完成了这部3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
《资治通鉴》的完成,当然有独乐园的功劳,这个园子为司马光等人提供了幽静的写作空间,从而成为《资治通鉴》诞生的摇篮。园中的一花一叶,书上的一字一句,都有着契合与关联。那么,他为啥给这个园子取名独乐园呢?其实他自己有解释。他在《独乐园记》中说:“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尽其分而安之,乃光之所‘独乐’也。”意思是说:鹪鹩在树上做窝,不过占一条树枝就行了;鼹鼠口渴,来到一条大河前饮水,不过把肚子喝得滚圆而已。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得其所各自相安就行了,我司马光现在退居二线了,平时编写史书,做一些愿意做的事,此乃独乐也,大乐也,这就是独乐园名称的由来。
这是一座文化园林。司马光因编书的需要,在园中建了一个读书堂,收藏图书5000册;又开辟一间编辑室,让助手们在里面编书。夏日酷热,他命人在编辑室内挖了一个地下室,等于安了一个天然“空调”。他脱掉朝服,身着深衣,不停地劳作,每天用小楷誊写的史料,铺展在地上竟有一丈多长。
这又是一座风景园。园内有竹亭茅屋,有短桥小溪,有翠竹青藤,也有花卉药草,处处精巧自然,显得质朴典雅。在读书堂的北边有一个大池,池中筑岛,环绕此岛种竹一圈。沿池子再往北边走,有一竹斋,土墙壁、茅草顶,很朴实。读书堂的南边,建有弄水轩。轩内有水池,设暗渠引水,喷出来后分成五股,就像老虎爪,人称“虎爪泉”。泉水分流成两条小溪,流入北边的大池。
如此巧妙的布局,分明是读书人艺术匠心的体现。本来园子就不大,总共才20亩,但让流水这么一回环、一穿梭,倒显出山重水复的景致来。水系之外,是大面积的花圃,种植牡丹和芍药,每年农历三月,园中牡丹盛开,附近百姓都来看花。司马光交代花工:备上免费茶水,供游人解渴。由此形成小型牡丹花会。
说到那时的花会,著名园林专家王铎先生说:北宋是一个既有文人气又有市井味的朝代,官僚文人的园林,并不排斥百姓前来捧场,他们反而喜欢三教九流点缀其中。当时园中有一个老花工,多少有点儿经济头脑,他见游客众多,就卖了一点儿“门票”。这事被司马光知道后,他严厉地批评了老花工。老花工只好用这些钱,在园内建了一座赏花亭,供游客避雨和小憩,也算是将功补过,把“门票”钱用在了园林建设上。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他的《洛阳名园记》中,记载了洛阳当时的19处著名私家园林,独乐园是其中之一。这座园林保存了很久,直到元代中叶才荒废,宋、元时期的文人都爱光顾此园。《中国古典园林史》中记载:“文人园林更侧重寄托理想、陶冶性情、表现隐逸。文人的趣味促使园林迅速文人化,使之成为文化的载体。”独乐园即是这种园林,司马光在里面著书,苏东坡在里面吟诗,《资治通鉴》在里面定稿和完成,文人化倾向已经十分明显。
其他文人园林
水的魂魄和花的精神
文人园林的起源,可上溯至魏晋时期。魏晋文人喜欢隐逸文化,由此创建了文人园林。但文人园林真正兴盛是在宋代。到了宋代,它已成为私家园林中的主流园林。其特点是:小型、简洁、疏朗、雅致、天然——此中情趣,想必你在读宋词的时候,早有体味:“ 采幽香,巡古苑,竹冷翠微路。斗草溪根,沙印小莲步。自怜两鬓清霜,一年寒食,又身在、云山深处……”看!这是宋人吴文英《 春日客龟溪游废园》的上阕。词作者所处的环境就是一座园林。宋代文人是多么富有情致啊,即使在一个废弃的古苑内,也能从中采到幽香、寻得竹韵。
当时,洛阳的新园林加上旧园林,竟有近千座,这些园林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有水系景观,而且多为活水,可以流动,葆有水的魂魄;二是遍植花木,而且多种植牡丹,国色天香,自有花的精神。而其中的名园,又可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是宅园型园林,上面提到的邵雍宅院园林太小了,我们不如看看“富郑公园”的大景象:上百亩,很气派,探春亭是它的序言,假山亭是它的导语,接下来分成几大段落,一个区域如一段美文,一个景点似一个警句,或用山冈隔断,或用竹木分割,或用流水点缀,忽而深邃幽静,忽而明朗开阔,曲折变化,步步奇秀,人入其中,趣味无穷。这个园林的园主,是曾为北宋宰相的富弼。其地点在安乐窝东二里许,是园主出仕后的归隐之所。景观特色是南区多水系,北边为竹林,周围是游赏建筑,布满了亭台楼阁。这个园子很出名,一直到了南宋,陆游还念念不忘园中风物。他在《老学庵笔记》中回忆:“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生者,惟西京富郑公园中一株,挺然独立,高四丈,围三尺余,花大如怀,旁无依附。”他说的“富郑”即富弼,因其被封祁国公,晋封郑地而有此称。富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罢相,他性情孤傲,不喜攀附权势,陆游在此提到此园中的凌霄花“挺然独立”,既是赞物,也是赞人。
第二种是花园型园林。当时洛阳有李氏仁丰园,乃是朝官李候之园,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型园林,其中各种花木应有尽有,还有从南方移植来的花卉,总计千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该园已使用嫁接技术培育出新的花木品种,这在我国造园史上是了不起的成就。另外还有天王院花园子,遗址在如今的洛南水磨村西北。这其实是一个牡丹花圃,园中既无池也无亭,独有牡丹10万株,是专供赏牡丹而建的园林。
第三是游憩型园林。董氏西园即属于这类园子,其特点是“亭台花木,不为行列”,布局模仿自然:入园门之后三堂相望,一进门是正堂,西边又有一堂,东边还有一堂。过小桥有流水,还有一高台,地形处理起伏变化,使人进园后不感到一览无余,已懂得使用“障景”手法,这在造园艺术上又是一个突破。
另外还有刘氏园,以园林建筑取胜;丛春园,以绿化配置妥当取胜;张氏园,将湖水引入园中,以静谧安详取胜;吕文穆园,以木茂竹盛取胜,等等。总之,北宋洛阳文人园林的特点是强调景物和人心的契合,诗情画意,讲究变化,造园手法更加精细化和艺术化。宋代之后,洛阳不再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园林艺术开始南迁北移,我们不再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