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庙的建立，其实是比较晚的事情。明代，关羽祠庙的称谓五花八门，大部分时间里，多称作“汉前将军关公祠”或“汉寿亭侯关公庙”，和当时大多数历史人物的祠庙相似。作为官方的祭祀，关羽的“头衔”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还伴随着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议。据清初《帝京景物略》记载：

    “在正阳门月城内西北。以门近宸居，左宗庙，右社稷之间。朝廷岁一命祀。万国朝者退必谒。辐辏至者，必祈祷也。祀典：岁五月十三日祭汉前将军关某。先十日，太常寺题遣本寺堂上官行礼。凡国有大灾，祭告之。明万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司礼监太监李思赍，捧九旒冠、玉带、龙袍、金牌，牌书‘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振，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祠建醮三日，颁知天下。然太常祭祀则仍旧称。史官焦竑曰：‘称汉前将军，侯志也。’天启四年七月，礼部覆题得旨，祭始称帝。祠有修撰焦竑碑，庶吉士董其昌书。”

    这段记载信息相当丰富，包含了六方面内容：

    一、直到明天启四年（1624），官方祭祀才正式定名为“关帝”。此时距明亡也只有20年。

    二、此前祭祀关羽的庙，称号是“汉前将军关公祠”，显然层次是不够高的。

    三、关羽被尊称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始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月十一日。而在当时看来是有争议的。从关帝“得名”到列为国家正式祭典，这中间经过了十年。当司礼监秉万历皇帝旨意，以“大帝”、“帝君”尊号对关羽进行“非常规”祭祀，而负责国家常规祭祀的太常寺却仍然遵从旧制，称“汉前将军”。对此，《燕都游览志》讲得更透彻些：“万历末，特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旨由中出，未尝从词臣拟定也。”也就是说，这是皇帝自己决定的，并没有经过朝廷上的讨论。

    四、“关帝庙”里保留了焦竑与董其昌合作的碑，因为他们是当时顶尖的文化名人，所以被称为“双绝碑”。

    五、万历年间这次为关公“上尊号”，是一次最高层的重大决策，不仅是在京城建醮祭祀三日，而且昭告天下。

    六、具体祭祀的程序：五月十三日（农历），关公诞辰为祭奠正日；前十天有一预演式祭告；而若遇国家大事—主要是灾荒，可临时祭告。

    由“汉前将军”到“大帝”、“帝君”，祭祀的层级以及尊神的影响力自然就提高了。

    有趣的是，尽管到了天启年间，朝廷已经正式决定把关公的祠庙称为“关帝”庙，但由于惯性，地方上的称谓却是五花八门。即以北京周边各府、县为例，据清康熙年间所编《古今图书集成》：保定府志所载为“‘汉寿亭侯庙’，府城共五处，春秋祀。府治内者，各州县俱有”。另有一处，则是“皇清康熙十一年，张其珍重修‘伏魔大帝庙’，在治东”。安肃县有两处，都称作“关圣庙”。满城县的“合乎标准”，称作“关帝庙”，而且有关记述巨细无遗：“在县治前，明嘉靖十二年知县汪滋重修，附碑记。万历十二年，知县曹永年增廓三间。三十三年，知县李峨修寝宫三间。崇祯九年，知县张以谦重修马殿三间。皇清康熙十七年，庠生彭昌龄暨子太学生如捐资重修，大殿、寝宫、马殿、戏楼，一概建新。”其他如博野县、容城县、蠡县、深泽县、束鹿县等也都像满城一样改口称“关帝庙”了。而邻近的新城县、雄县却是别出心裁，称为“关王庙”—京剧《玉堂春》有“关王庙赠银”一出，可见称“关王庙”并非个别特例。而坚守旧规的则有高阳县的“汉前将军关公祠”、新安县的“汉前将军关公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