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民本观

    作为北宋文学家的范仲淹，文名盖过政声，最为人知的作品是《岳阳楼记》，最为人知的名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他作为北宋政治家从政经验丰富，不仅留下名垂千古的卓越政绩且执政理念深湛。范仲淹的从政史，历经真、仁两朝，初于真，著于仁，前后37年。在《范仲淹全集》中，有几篇赋，如同阐述执政理念的理论专著。其中，《用天下心为心赋》尤为彰显。一个古人的胸襟，政治与民心，权力与百姓，竟然如此哲理深蕴，真谛明晰，可谓句句格言，字字珠玑。有些话是抽象的，具有指导性；有些话是具象的，具有操作性；有些话借鉴了历史的镜鉴；有些话充满了辩证的思考。以上四个层次，即使角度不同，从总体上都体现了民本精神，可视为古代版的群众路线。
 
    先看第一层次。“达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夫民隐，配日月之照临”，“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极其精辟、极其凝练。这一思想特别是对“爱将众同，乐于人共”的强调，不仅体现了一贯的“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其思想不也是一切顺应人民意志，一切服务人民利益，与人民休戚相关，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同其爱憎么！我认为，范仲淹的这些论述，较之《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唐太宗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更接近我们今天的政治现实。从范仲淹的“视以四目，而明乎中外；听以四聪，而达乎远迩”，联想到《尚书·泰誓中》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可见，在一些怀抱民本主义理念的古人看来，天意即民意。
 
    次看第二层次。范仲淹的“政必顺民”“礼皆从俗”，“爱将众同，乐于人共”，是总的精神，总的追求，这些具有现代政治因子的思想如何贯彻呢？他从实践与操作层面提出了要求。一是“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这让人想起邓小平“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四条原则，而这被邓小平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一基础上，“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才能真正赢得民众真诚的信任与拥护。二是“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这里的“彼”指民众，“我”指官方。范仲淹将民众的不满与担忧分为两个方面，一为贫穷，一为苛政。而这与二战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两大自由仿佛有着相通之处。
 
    再看第三层次。汉继秦政，唐承隋祚，其开国君主及其同僚们，都戒慎戒惧，十分注重吸取前朝败亡的历史教训。北宋政权较为特殊，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了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但取得政权的方式却带有宫廷政变的性质。因此，范仲淹在谈到前代经验教训时，引证的例子比较遥远，“尧舜则舍己从人，同底与道；桀纣则以人从欲，自绝于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尧舜与桀纣是两极对立的文化符号，前者是圣君、爱民、善治的代表，后者是暴君、虐民、恶政的代表。范仲淹认为：前者的特征是“舍己从人”，即约束统治集团的欲望服从民众利益；后者的特征是“以人从欲”，即牺牲民众利益满足统治集团的欲望。而这正是范仲淹提供给我们的两面镜子。
 
    最后看第四层次。在中国漫长的皇权社会中，“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似乎天经地义，以致产生了流传千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格言。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表明，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范仲淹指出，“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颠危；伸尔万邦之怀，则人将鼓舞”。作为千年前的古人即已认识到，没有约束的个人权力，必然导致国家颠危；欲致政通人和，必须顺应民意（万邦之怀）。而这无疑体现了鲜明的辩证思维。范仲淹以赋体阐述其政治理念，自然充满了古代的哲学理念，比如下文：“必也重乎安危，明夫用舍。弗凝滞于物我，可并包于夷夏。”士大夫阶层重视国家安危，就必须明智地抉择用舍行藏。不能囿于主客观、本客体局部利益的桎梏与羁绊，而应胸怀博大，兼容并包。
 
     应当提及的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与民主政治毕竟不是一码事。然而，当民主政治尚未实现，臻于民本政治岂是易事？（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