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清廉的一面镜子

    范仲淹卖马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三月，范仲淹金榜题名，考中了进士。不久，被任命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负责司法刑狱机要事务。这年冬天，范仲淹要回苏州接母亲到广德来，差人听说范仲淹要回家，就着手给他筹集一笔路费。当差人把钱送给他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差人不解地问：“你新上任不久，手中没有什么积蓄。离家千里之远，没有钱怎么回家呢”？范仲淹回答说：“我不是还有一匹马吗？你赶快把它卖掉，不就有回家的路费了吗！”听说范仲淹要卖马凑盘缠回家，差人非常惊讶！“大人，你离家这么远，把马卖掉可怎么走呀？”“我有两条腿，我这腿，可比那匹马宝贵得多，卖掉马匹，我徒步回家。”
 
    差人看范仲淹非常坚决，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好卖掉了那匹连他自己也舍不得的枣红马。
 
    范仲淹“卖马接娘”遂传为美谈！
 
    范文正公好施舍
 
    宋代钱公铺，著有《义田记》一文，表彰范仲淹创办“义田”的行为。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范仲淹是徐州人。他平生喜欢施舍，救济同族中亲近而贫穷或者虽然疏远而贤能的人。范公刚做大官的时候，就买了1000亩近郊经常丰收的田地，叫做“义田”，靠它来养活、周济许多同族中的穷人。每天有饭给他们吃，每年有衣服给他们穿。碰到嫁女、娶亲、天灾、丧葬等事情都有供给。挑选族中那些年纪大、品行好的人主管账目，按时公布收支。每天施舍的饭米，每人一升；每年施舍的衣服，每人一匹绢。嫁女的施给十五千钱，再嫁的三十千钱；娶妇的施与三十千钱，再聚的十五千钱。埋葬死者再施与数目同再嫁的数目一样，埋葬孩子送给十千钱。同族九十口住在一起的，从义田每年收入八百斛稻。拿这些收入，给那些聚居的人，充足有余，不会穷乏。丢官回家或者等候任用的人在供给之列。出仕做官的人停止供给。这就是“义田”的大致情况。
 
    好施舍与爱聚敛是区别廉洁与贪墨的重要标志之一。范仲淹把财产施与别人，自己却贫穷及身，临死时连办丧事的能力都无有。他以创办“义田”的行为，部分地实现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
 
    一家哭与一路哭
 
    北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两级官吏不称职者十有八九。仁宗决定推行副宰相范仲淹为首倡导的改革运动，史称“庆历新政”，又称“吏治改革”。
 
    范仲淹亲自选派一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巡察全国，检视地方官吏为政情况，并据实报告中央。范仲淹根据各人的政绩、才能和品德，对不称职者一律降黜，不徇私情；对精明能干、政绩卓著者加以迁赏。
 
    这天，他坐镇中央，得到各地按察使的报告，象往常一样，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看到缺德少才、害民败政的转运使，便大笔一挥，就把名子勾掉了，重新安排德才兼备的有为之士。同僚富弼平时对范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吏，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啊！”
 
    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愤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路，约等于现在的一个省）这里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心怀天下，嫉恶如仇，爱国爱民的高尚品德。
 
    成语典故“一笔勾销”，即出于此。
 
    范仲淹教子节俭
 
    范仲淹不但自己节俭奉公，居官清廉，对子女要求也甚为严格。他任参政知事后，可谓位高权显，薪高禄厚，他召子孙儿女及家人于庭堂，当范仲淹看到满堂儿孙一个个衣着朴素，袖藏经卷时，心里很高兴。告诫子孙说：“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子孙们个个点头称是。
 
    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范仲淹主张一切从简。有的说其媳妇将饰以锦罗帷幔，范仲淹大不高兴，立即传训其子说：“罗绮非帷幔之物，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最后，范仲淹媳妇不得不朴素、清简地结婚成亲。范仲淹严教子女朴素俭约，对其子孙影响颇深。其子纯仁曾深有体会地说：“惟俭可以养廉，唯恕可以养德。”其品德颇受后人推崇！
 
    范仲淹四次遭贬
 
    宋代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不畏权贵，不怕丢乌纱帽，不怕削职被贬，表现了刚正不阿、威武不屈的精神。宋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范仲淹由副相晏殊举荐为秘书阁校理。范仲淹入朝后，关心朝政，敢于直谏。当时刘太后垂帘干预政事，文武大臣屈于刘太后的威势，不敢异议。范仲淹对这一现象很不满意，就上奏章，请太后“还政仁宗。”晏殊知道后很恐惧，指责范仲淹这样作很危险，将祸及举荐者。范仲淹并不为此作罢，他修书给晏殊，再次申述自己的理由。不久，范仲淹因触怒太后，被贬往河中府（今山西蒲州镇）任通判。
 
　　刘太后死后，范仲淹又被召回京师，任右司谏。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淮南、京东等地灾情严重。范仲淹奏请朝廷，被派往灾区救济灾民。回京时，特意将饥民吃的一种名叫“乌昧草”的野草带回，呈献给仁宗，请他传示六宫贵戚，以戒他们的挥霍奢侈之风。又呈《救弊十事》的奏章，论述朝政弊病。他虽然直言不讳，谏议朝廷改革弊病，但也获罪于部分权贵。当年，他被宰相吕夷简排挤，出知睦州。这是第二次被赶出京。
 
    以后，范仲淹又徙知苏州，因治水有功，再召还京，拜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一入京，吕夷简即警告他：“汝既非言官之职，不得妄议军国大政”，但范仲淹并不畏惧，他表示：“宁可舍官弃命，不能姑息奸恶。”后他被权知开封府，开封府为京都之所，皇亲国戚，官僚大族，错节其间，奸官滑吏横行不法。范仲淹一到任，对那些仗势为恶，掠夺财富，鱼肉人民者，一一具列其罪，疏奏朝廷严惩。但他也十分明白自己的处境，在上疏前，给儿子留下遗言说：“吾上疏，言斥君侧小人，必得罪以死。吾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范仲淹为百姓申张正义，为民除害，视死如归。景衤右三年（公元1036年），他把京官晋升的情况绘成百官图呈献给宋仁宗，指出哪些人是按规定升迁的，那些是宰相以私人关系提拔的。宰相吕夷简得知后，无比愤怒，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用朋党，离间君臣。”宋仁宗听信谗言，又将范仲淹罢知饶州（今江西波阳）。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52岁的范仲淹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他任职军队后，立即赶至前线，巡视边防，制定战略方针，修筑城寨，训练士卒，西夏王元昊，九次进攻均被打败。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夏约和，仁宗召回范仲淹，拜参政知事。范仲淹一上任，就开始实行“庆历新政”，改革朝政。新政的改革触动了一大批守旧的大官僚利益，一时诬谤之声四起。范仲淹、欧阳修、富弼被指斥为朋党。这时的宋仁宗对改革也退缩了。庆历五年，范仲淹再罢参政知事，出贬邓州（今河南邓县）。
 
    范仲淹一生不屈不挠与权贵之辈作斗争，始终以天下为己任，深得百姓拥戴，“死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
 
    历史上，许多刚直敢言之臣，往往仕途多舛，他们不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以致不惜丢官罢职，甚至杀头，实在是历史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