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魏巍已经是名噪全国的作家，但是寄来的信里，言辞很是谦恭，总是用‘向老师汇报情况’之类的话语。每当出了新作品，他一定会寄来一本。就连他什么时候结的婚、孩子如今都在干啥也都跟我外婆说。”看过这些来信的张大勇回忆说。

    张大勇还找出一张魏巍在1959年寄来的照片，大概有两寸大小，正面是魏巍的半身照，戴副眼镜，穿着军装站在一处院墙前；背面写着“芸芝师留念，魏巍。1959.9.21”。

    7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后来，魏巍有很长时间没有再来信，而蔡芸芝的去信也都石沉大海，没有回复。蔡芸芝开始不安起来。

    这一年是1966年，十年“文革”刚开始，魏巍就被列为“榜上有名”的人物，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了“宣传战争残酷”“贩卖人性论”的毒草。未完成的小说《东方》手稿也被视为“黑靶”没收，遭到批判。魏巍从此中断了与蔡芸芝的通信，而这次中断竟成了永别。

    在这期间，蔡芸芝因为“魏巍的老师”身份也受到了冲击，但她常对家人说：“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乱下去，总有一天，国家会重新重视教育的。”

    1973年的一天，蔡芸芝被检查出患有肠癌。1976年，她去世。

    张大勇说，直到1983年，魏巍通过河南省一家通讯社的编辑，电话联系上了蔡芸芝的儿子王书发，才得知蔡芸芝病逝的消息，不禁黯然神伤。

    一段跨越50多年的师生情就此画上句号，但魏巍《我的老师》却将蔡芸芝的慈爱老师形象，通过文学作品永远留了下来，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老师，也影响着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记者 忻尚龙 见习记者 余子愚 文/图【原标题：让魏巍念念不忘的蔡老师是洛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