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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入周问礼

2013/9/5 18:28:14 点击数: 【字体:

孔子入周问礼


    孔子入周问礼,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尊亲敬祖的民族心理,从此得以稳固;礼乐文化,始成中华主体意识——儒学的思想资源。入周问礼,也确立了孔子为“克己复礼”奋斗终生的理想目标。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周室封鲁,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拱卫周室的作用,鲁国因此拥有许多特许的礼仪。虽然周公一生未曾亲临鲁地理政,但他始终对鲁国礼乐文化的实施关切殷殷。《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公教导赴鲁的长子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他历数家族身世,珍重自尊自律的感情;敬德勤政,宣示礼贤爱民的理念。他勉励伯禽,谦恭谨慎,以礼治国。

    从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鲁国的管理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故有“天下之礼,尽在鲁矣”的美誉。孔子生于鲁,幼习礼仪,好学勤思,曾任乘田、委吏等小吏。他创办私学,弟子三千,教授六艺。

    有关入周问礼的始末,《孔子家语·观周篇》等典籍中,颇多周详的记述。孔子曾向南宫敬叔诉说他学习礼乐的愿望,他说:“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南宫敬叔将他的愿望,报请国君鲁昭公。昭公赞许,赐车乘一辆、马两匹,并派遣一名童仆侍从,命南宫敬叔同行,远赴洛阳。入周问礼,时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

    孔子到洛阳后,据《孔子家语》记载,他“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当时,老子任守藏室之史,管理国家文献典籍;大夫苌弘,乐艺超凡。孔子登门求教,向他们学习礼乐文化,并参观东周明堂,观赏墙上绘画的“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以及周公辅佐成王理政的画面。

    孔子在深入考察有关礼乐的典章制度后,深深感叹:“吾今乃知周公之圣与周所以王也!”我今天才真正懂得周公的神圣和礼乐文化之所以能君临天下的缘由。于是,孔子赞颂:“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决心要为博大精深的礼乐文化的实现,奋斗终生。

    在问礼过程中,孔子特别敬仰老子的智慧,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zēng)。至于龙,君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邪!”

    他形容老子洞悉万物的智慧,超凡脱俗,如神龙腾空,令人仰视莫测。老子对孔子的临别赠言,也十分坦诚:“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他劝勉孔子虚怀若谷,大智若愚,去骄节欲,神态平和,这些诚恳的告诫不仅成为孔子立身处世的人格追求,也成为构建儒学精神和中庸之道的文化基因。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曾对孔子在历史上备受尊崇的缘由设问:“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由于孔子立言立法,在华夏主体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曲阜孔庙一方元代神道碑上,有这样一段点评:“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言简意深,可谓一语中的。早期文明,得孔子的阐释,方始论理分明;后续文明,赖孔子的规范,才得以发扬光大。孔子一介布衣,而身居至圣先师的崇高地位,这是历史的定位。

    孔子弘扬礼乐文化,首先在于,他把礼乐文化确立为国家民族的标志。凡承认并实现君臣父子等尊尊亲亲伦理关系的,就是华夏;凡败坏或轻慢伦理亲情的,就是夷狄。儒学大师韩愈进而阐明孔子文明立国的原则:“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华夷的区别,就在于礼乐伦理的实施与否。没有礼乐,中国就没有自我,就没有主体,就没有叶落归根的同祖归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伦理王道的实现。只可惜,孔子长期鹤鸣于野,不能施展抱负,无力实现终生奋斗的理想。孔子曾黯然叹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王道不行,中国如违背礼乐伦理,我将泛舟海上,漂流远去了!

    孔子继承礼乐文化,进而把哲学、政治、伦理三者融为一体,使礼乐文化真正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利人民、移风俗、匡扶社会的正能量。汉儒董仲舒“复古更化”,极力恢复被秦朝败坏的儒家限制君权的制度。

    孔子创建的儒学,是我国限制绝对君权的重要力量。儒学宣称,君权应纳入天道民心的约束之中。“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最高统治者也必须按天道民心办事。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也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不承认有绝对的君权。

    于是,在皇权统治下,也曾出现一些自我监督的机制:允许大臣劝谏,并成立御史府(台)、中书省、谏院等机构。“罪己诏”的面世,表明最高权力自我纠错的意愿。为了制约君权,宋代的共治政体曾不断完善。史载:宋孝宗时,因“事皆上决,执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惧顾望”,太常徐谊谏曰:“若是则人主日圣,人臣日愚,陛下谁与共功名乎!”宋孝宗也只好认同他的主张。

    北宋曾一度出现虚君实相的政局,权归人主,政出中书,于是能臣辈出。文彦博、司马光、王安石,都有各自政治改革的创举,这在皇权专制的历史上是十分难得的。当然,这些行政措施,也只停留在人治的框架之内,不能根本解决皇权专制的弊端。但是,把儒家认定为维护皇权专制的帮凶,这实在与儒学原创的政治主张不符。

    同时,儒家还继承并发扬了礼乐文化人格尊严的崇高意识,肯定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倡导人性本善,坚信人人都有仁、义、礼、智、信等内在的潜质,为社会教化提供了人性的基本保证。只可惜,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动乱年代,王道不行。孔子晚年也只能诉说“不复梦见周公”的无奈和遗憾,终生未睹王道的实现。

    洛阳东关大街文庙旧址前,现存一方孔子入周问礼碑,碑呈长方形,龟背负驮。碑文系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河南尹张汉书写,洛阳县令郭朝鼎修建。该碑早年曾毁于战火,1961年修复重立。孔子入周问礼碑,为后世留下文化记忆,煌煌大德,赫然永存。只可惜,碑楼周边俗世喧闹,与礼乐的文化精神相去甚遥。祈有关管理部门,在不久的将来,为孔子入周问礼碑营造一个肃穆典雅的文化环境。【原标题:入周问礼】

责任编辑:C009文章来源:洛阳日报 201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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