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馗图凶悍中带可爱,是朱仙镇年画的精品。

郭太运在印制年画。

植物颜色磨制是朱仙镇年画特有的工艺。

刻版。

印刷。

      
    郭太运,(曾用名:郭泰运),男,1925年生于开封市开封县。13岁起在开封著名年画老店“云记”做学徒,专长于朱仙镇年画印刷、雕刻。1961年,开封市成立国营年画社,郭太运任古版研究室主任,专注于年画木版的搜寻、修补、复制与整理。199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中国民间艺术家”,2007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朱仙镇木版年画　　
      
    制年画、贴年画是我国传统春节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造就了不同年画流派。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我国传统年画的一个重要派别,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年画并称中国四大年画。朱仙镇木版年画构图饱满,线条粗扩简练,造型古朴夸张,色彩新鲜艳丽。人物头大身子小,既有喜剧效果又觉得匀称舒适。用色讲究,以矿物、植物作原料,自行手工磨制颜料,磨出的颜料色彩十分纯净,以之印制的年画明快鲜艳,久不褪色,构图饱满匀称,线条简练粗犷,造型古朴夸张,艺术风格独特。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其一,它是研究我国木版年画历史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史证作用；其二,它是传统春节习俗文化的重要组成,是传承与发展民族节日文化的基础；其三,它是一种民间美术,在雕刻、构图、风格上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艺术收藏和欣赏价值很高。　
       
    源流：　　
      
    开封朱仙镇年画旧称“门神”。《东京梦华录》记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贴子……”据此推断,朱仙镇年画在宋时已流行于民间,故有中国木版年画鼻祖之称。　　
      
    至明、清时期,朱仙镇年画的制作与销售规模达到鼎盛。每逢春节时,全国各地到开封和朱仙镇购买年画的客商络绎不绝,为中国木版年画的中心。　　
      
    朱仙镇年画色彩明快鲜艳,人物形象饱满夸张,喜气洋洋。内容多取材于历史故事、传说,种类极为繁多,仅秦琼、尉迟敬德两位武将为形象的,就有步下鞭、马上鞭、回头马鞭、抱鞭等不下20种。以尺寸而言,最大的年画可达一米多长。　　
      
    清末朱仙镇逐渐衰落,年画制作中心迁移至开封。朱仙镇年画在“文革”期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后受到国家重视,2007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1938年进入“云记”算起,郭太运与朱仙镇年画结下缘分已经有74年了。从当时的小学徒到今天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亲身经历、目睹了开封朱仙镇年画在近代到现代的转变。与郭太运对话,时时可从话语中触摸到这些历史的细节和气息。　　    
      
    旧社会,年画是非常像样的产业
      
    (云记)五套院子把南北两条街中间全占了,店里仅学徒就有二十多人。

      
    南都：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木版年画这一行的?　　
      
    郭太运：我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满88岁,从事这个工作已经74年了。我出身非常苦。1936年我12岁,全家去许昌逃荒,结果父亲就死在了许昌,只活了52岁。我母亲挎着针线篮,卖火柴针线,养活我们。进入年画店,起码能吃饭。　　
      
    我从13岁开始学徒,老话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可想而知做徒弟不是件好活。像当时我学徒的“云记”这样的大店,头一年的徒弟根本不让干正经活,只让你干些扫地、擦桌子、端水、端饭、给老师打洗脸水这样打杂的活。我现在印年画,很多人要我签字。我说你别嫌我的字不好看,我13岁开始学徒,就上过一两年私塾,几乎就是一个文盲!　　
      
    南都：你当时学徒的“云记”老店是怎样的?　　
      
    郭太运：当时“云记”前面有五间门面,后面又有五进院子。第一进院子是仓库、厨房、掌柜的和家属,第二进院子是二掌柜的住,第三进是年画作坊。第四进院子是红纸作坊。第五间院子是个空院子。这五套院子把南北两条街中间全占了。店里仅学徒就有二十多人。　　
      
    我当时被选去印刷,所以就住在门神作坊里。门神作坊有五间北屋、三间东屋,就是用来印年画、住学徒。我们那个北屋,靠墙净是一剁剁是已经做好的年画剁子。中间是作坊案子,我们就靠南墙打地铺。一个地铺上最少睡四个人。　　
      
    南都：这样说来,这样一家年画店的规模真不小?　　
      
    郭太运：举个例子,每年阴历二月二开始印年画,头几天只需三四个人。但工序上来以后,每天都得添上三四个人。最后足有几十个人一起印。不算学徒、短工,店内光雇的长工就有四五十人。到年前的时候,最忙的时候得有七八十人一起干活。常年营业的大画店,存的木版有近千套。　　
      
    当时在“云记”的割纸案子上就得五个人。两个人查数,一个人搭裁板,一个人裁,再有一个人剁剁子(注:将裁好的纸剁成纸剁)。要在印前备好材料,这一开工裁纸,最少也得十几天。你算算这要多少纸,又要多大的量?当时的年画店规模特别大,行销全国。“云记”这样的年画店在旧社会是非常像样的产业。　　
      
    南都：全是靠年画做起来的?现在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郭太运：在旧社会干我们这一行,没有钱的、一般的师傅、窝囊废都干不了。开封的画店只批发不做零售。从二月二开始,每天平均三四十个人不停地印,印出来的货整整压大半年。这中间,人工、纸张、存放等费用非常大。直到十一月十五,这才开始有“回头钱”,才能开始卖。卖早了没人要。　　南都：现在说起来,这家产就得上亿了。　　
      
    郭太运：不止上亿。这只是年画作坊。当时的掌柜在开封有六七处房产,有的一处就有八九十间房子,一般也有四五十间。当时又不是股份制,这都是“云记”自本自东(注:自家的本钱,自己做东家)。刚才说了,他家还有地。所以后来划了个地主兼资本家,双料的。这个掌柜的叫刘子云。　　
      
    南都：做学徒怎么生活?　　
      
    郭太运：学徒是非常非常苦的。第一年的徒弟根本没工资。二年的徒弟也没工资,不过有掌柜的给送钱。等到过了年,初四的晚上,放在我们那个旧社会,那一天叫“说话”。当天晚上吃饭,有酒有肉。吃完了以后,掌柜挨个跟徒弟们说话。比如说:“张相,今年生意不错”,或者“今年生意不怎么样,送你三十块现洋。家里有什么事儿和我说一声,去柜上拿”(注:家中若有婚葬嫁娶需要借钱时)。　　
      
    南都：你在云记学了几年?　　
      
    郭太运：我一共学了七年。后来有个师兄弟叫谢合彬,我叫他师兄。我们两个不想干了,也想发财(笑)。就想出来。掌柜的问我们:“你们想干点啥?”我说,那我们出来了再说吧,怎么着弄点本钱,还不是得干这个。掌柜的说:“那你们也别干别的,我给你们出本钱”。他给我们拿了一百令连丝纸(注:1令为500张全张纸)。他算股东,占60%。我们两个平分剩下的40%。　　
      
    南都：为什么要以纸张入股?　　
      
    郭太运：因为当时货物价格动荡非常厉害。今天是二十块一令纸,明天它就变成三十。折算成钱的话大概得有几百块现洋。所以纸张入股,别管价格如何变动,我们仍然用纸来还清。我当时还买了二十多套旧版,又自己刻了一部分新版。这是关键!比如《五子登科》、《马上鞭》。这些年画大家都要买,市场大。　　
      
    南都：做学徒出来,终于自己能开店,这算是非常圆满了。　　
      
    郭太运：干了两年以后,我们就把股本和钱还他了。我们两个又用赚的钱合伙干。谢合彬现在也没有了,他比我大六七岁,死了很多年了。我们还了掌柜的钱以后,又一起干了一年,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干。这是解放前。我当时的店叫“泰胜”,就一间门面,咱们就印得活儿好一点,价钱比别人便宜一点。当时做年画很赚钱。如果干两三个月,抵成粮食,够全家七口人吃一年。所以干这一行,有许多外行想往里面挤。但其实光这个版他就没办法刻。     
      
    武的贴大门,文的贴内屋   
       
    朱仙镇年画是从书本印刷演变过来的,所以没有过渡色,都是整块颜色。　　　　
      
    南都：当时人们购买的年画都是什么样的?　　
      
    郭太运：木版年画按照尺寸分六个规格。最大的有一米多长,叫“大毛”,次之的叫“二毛”,按这个顺序依次排列下来,尺寸有“中台”、“二边”、“连头”等。最小的几十厘米。这里面,“连头”是用来贴“断间门”(注:用来在一间大房子里分割房间的门)。“二边”用来贴单扇门,“大毛”、“二毛”用来贴双扇的大门。　　
      
    南都：年画内容有什么讲究?　　
          
    郭太运：年画分文武两大类,比如文的有《五子登科》、《福禄寿》,武的年画常出现“秦琼、敬德”,这二人衣着神态各异,威严庄重,形象上有《步下鞭》、《马上鞭》等不下二三十种。　　
       
    内容为武将的年画只能用来贴大门,而不能用来贴屋门。比如说“大毛”尺寸的秦琼,就是供大户人家张贴在大门上。而凡是文的,都是用来贴内屋的门,比如《五子登科》、《福禄寿》、《莲生贵子》、《麒麟送子》等等。当时就算是穷人家,也可以提前贴上一张年画表示在过年,其实意思是躲债。不管怎样,家家户户都要贴年画。　　
      
    南都：当时全国也有其他年画中心,朱仙镇的特点是什么?　　
      
    郭太运：天津杨柳青是带有手绘,可以给人物画出红脸蛋,可以在画面上加过渡色。朱仙镇年画是从书本印刷演变过来的,所以没有过渡色,都是整块颜色。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人物不成比例,头大身子小。在绘画上,人物一般是六头身；而在年画上一般是三头身。为什么人们还能接受呢?因为人物的头小了不行。年画那么大,只印个鸡蛋那么大的头,大家不要。在年画上,虽然不成比例,但人们怎么看怎么顺眼。　　
      
    南都：朱仙镇年画的样子、风格到底是怎么来的?　　
      
    郭太运：传统年画完全是靠老样传下来的。比如说我这里有套《五子登科》的版,我借给你,你拿回去就可以再刻一套出来。有的时候,大店会对传下来的画面进行一些改动。比如说《五子登科》,袍子上哪块颜色不好看要改什么颜色,这个可以改,而别的不能改。年画起源于北宋,但画面流传的时候是否有改动,我们也不知道。　　
      
    南都：年画这么普及,那“挂幌子”开卖这一天是什么情形?　　
      
    郭太运：“挂幌子”这一天非常隆重。后边的作坊放假一天。鞭炮一放,红绣球就挂在了招牌上。年画摆满货架,还要杀猪宰羊宴请全店的人。十一月十五日之前,不管是安徽、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的人,都来开封早早住下来等着来买年画,当时都叫“打花货”,并不说年画,没有这个词。　　
      
    南都：为什么各地客商要买年画,还得提前来等着?　　
      
    郭太运：因为一般头几天刚开始卖的叫“伏货”。所谓“伏货”就是自二月二以来做好长时间压在库房里的货。年画在库房里一压,过了夏天,颜色吃到纸里,看着活灵活现的,非常好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价钱比较合理。刚开始卖的时候,老板都是核价钱算出个初始卖价。他把颜料、人工、成本还有钱压了这么久的利息等等,核算出来个大致的卖价那第一天就按这个价钱卖。“打花货”的客商来看货、问价,都是按“刀”论价钱。小客商买十几刀,背着就走了。有的大客户还要装车、用船运,非常气派。　　
       
    南都：过了这个时间怎样?　　
      
    郭太运：如果老板晚上算账一看如果今年货卖特别快,第二天就涨价。这都看行情。如果接近年关,缺货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本来一块二毛现洋,转眼就变成两块。朱仙镇年画,当时要供应全国各地的客商,需求这么大,所以要求速度快。我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印出来7400张。从大清早印到深夜。现在我们在开封博物馆现场印刷,卖木版年画。这里一整年的印量都没有“云记”两个月的印量多。　　
      
    南都：当时开封在年画上旺盛到什么地步?　　
       
    郭太运：当时开封这样规模的年画店大概有三四家,比如说“天福利”、“汇川”等,小家小户的作坊就太多了。不过小家小户的质量比不上大户,大作坊的木版好,调的颜色好,“领作”(注:即主要师傅,负责监制)在手艺上都是拔尖的。这只要印出来东西拿出来一看就不一样。
      
    旧社会就没有存版这一说在旧时候,版一旦老化就扔掉或者当柴火烧了,它没有存在的价值。旧社会没有存版这一说。
      
    南都：当年在作坊里,一张年画是怎样做出来的?　　
      
    郭太运：我先和你说刻版。老话说“会推磨的就会推碾”,但在年画上不是那么回事。就算你会刻字,也不会刻这个年画的木版。　　
      
    就说制备木板,要准备好三厘米厚双面刨光的梨木板子,涂上一层植物油,然后拿到火上烘烤,让油吸入版内。烘烤的时候要凭经验掌握好火候,然后用滚开水把浮油烫掉,再用刮刀将板面刮平。然后,用浆子把画稿反贴在板子上。贴好画稿的板子,晾干后搓去背面纸毛、线条就显现清晰,就可以按样雕刻了。　　
      
    而我们这个刀法有几种:“窝刀”、“丁刀”、“跟刀”等等。紧贴线条边沿垂直下刀叫“伐”,靠外斜刻一刀叫“支”、顺势向上起刀叫“挑”,这时再沿着第一刀补刻一次叫“跟刀”。“丁刀”是敲着钉着,比较深。“窝刀”是圆弧形的刀。　　
      
    刻年画的版,最重要的是脸部。如果脸刻得不出神采,这个版就不行。刻的眼必须有神,让它像活的一样,这才行。一张年画有几个颜色,刻板要刻几张版。比如说要九色,那就是刻九张版。其中黑色有两块版,一个线版,一个刻胡子、眼珠、帽子。红的是三个,丹红、木红、水红。另外有绿、青、金等颜色。“大毛”尺寸最大,很讲究,就得另外添一样胡墨色,专门用来印人物的胡子。　　
      
    南都：现在有些艺人宣称自己的版是明清时的版,你怎么看?　　
      
    郭太运：实际上我们这一行,版都没有太老的。天天印,版会消耗,越印越不行。版一老,就没法用,比如说木头会塌陷,人物印出来不清晰,就不能用,很快就扔了。现在有人为了招徕生意,说自己是明朝、清朝的版。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我完全不能同意这个说法。在旧时候,版一旦老化就扔掉或者当柴火烧了,没有存在的价值。旧社会就没有存版这一说。这是在愚弄人,故弄玄虚。版是消耗品,留着也没用。单就版的实用价值来说,只能说版刻得好不好、人物刻得是否传神,细节是否和老样对得上。只要这些对了,就可以。所以,年画也没有真假这一说。     
      
    我有资历和技术,赶上了好时候   
      
    我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一个门神匠,只是我有这个资历和技术,又赶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南都：1949年之后年画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　　
      
    郭太运：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53年之间,年画一直是压制着的。当时我们这一行都不行了。政府仍然让你开作坊,但是只要你的作坊裁纸,政府不管卖不卖,都要你把税先交了。你卖不掉,税又报了,这怎么办,哪有那么多钱?所以几乎都做不下去了。　　
      
    南都:你自己的年画店如何?　　
      
    郭太运：解放以后只能慢慢不干了啊。挣的钱慢慢都花在家里费用了,我结婚、生孩子,都花在家里的费用上了。我的版后来也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用车拉走,全毁完了。1961年政府出头组织了一个年画生产合作社,我就入了这个。当时政府的意图是完全创新,旧的一律不要。开会就是这样说的:“以新年画代替旧年画。”当时创作了一批所谓新年画,比如《大丰收》、《夫妻学习》、《支援前线》、《参军光荣》。这是当时河南大学一个美术系的教授创作的。结果版也刻出来了,也印出来了,没人要。　　
      
    南都：为什么卖不出去?　　郭太运：群众不认可!都说:“这能像门神爷吗?这能像灶爷吗?”没办法,不到三年,年画生产合作社不干了。当时连我在内,合作社里大概有一二十个人。我们这些人分流了。　　
      
    1979年,开封又申请成立了一个开封市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社。当时我已经分到了科技印刷厂,又把我调回了这个年画出版社,这已经是又一年之后了。文化部当时亲自批准成立这个出版社。上面给了个指导,说要“以胶印年画养木版年画”。也就是说以机械印刷,由新华书店发行。　　
      
    我到了出版社,社里什么都没有。河南大学不知怎么存有一些旧版,我们借了出来,整理了一下,但是仍然不管用。我又去上海、南京、北京、朱仙镇,只要知道哪个地方有年画,我就过去把样弄回来,然后拍照、重新雕刻。　　
      
    南都：可是这中间一下跨了十几年,中间是什么情况?　　
      
    郭太运：空白。年画生产合作社结束没多久,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后,全开封的木版都拉到一起,在北书店街上摞得跟小山一样,倒上汽油全部点火烧了。整个开封的版都烧完了。烧的时间可不短。木板都是梨木,很结实!反正都是那个时候烧的。　　
      
    南都：其他时间、地点被毁的版有没有办法估计?　　
      
    郭太运：那就更不知道了。要这么说,“云记”的版更多,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很可能他们自己在家就毁掉了。这让人翻出来不行啊,这在当时算迷信品,谁也不敢藏。　　
      
    南都：“云记”的老板刘子云后来怎样?　　
       
    郭太运：1949年解放以后,大概是把他弄到了哪个乡里。他的版下落就不知道了,估计都毁了。他是地主兼资本家,更不敢存。房子、店面、地肯定都充公了,具体我也不清楚了。不过他受罪倒不是很大,因为他的罪名就是“剥削”,“财产大”。虽然有点地,但没什么大罪恶,不像恶霸地主什么的。　　
      
    南都：你本人受冲击了没有?　　
      
    郭太运：第一次从年画生产合作社分流的时候,我分去抓街道的织袋厂。后来被打倒了,就不能当厂长了。厂里有两三个职工家里困难,我给他们涨了点工资,这就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过虽然是被打倒对象,但受冲击倒不很大。反正也不拘留什么的。当时连我有三个批斗对象,一到批斗的时候,居委会就通知一声:“今天开你的会啊。”牌子就在区政府会议室放着,到时候你自己拿着牌子往脖子上一挂,往前面一站。有时候另外两个陪我挨斗,有时候我陪他们。那个时代就那样,我心里说你们随便斗吧,无所谓了。　　
      
    这都是时代,我就赶上“文革”这个时候了。现在别人说我“年画专家”、“国家级传承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给我认可,但其实我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一个门神匠,只是我有这个资历和技术,又赶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南都：1983年成立年画出版社后,你做什么?　　
      
    郭太运：在年画出版社,我是古版研究室的主任。我收集了七八十套版,都是1982年之后刻的版。我们从全国征稿,社里的人审批样品。如果用了就给人稿费,我只参加评样。当时在河北、开封、洛阳三个地方印刷胶印年画,走新华书店发行渠道,发行量非常大。在这个出版社一共干了11年,然后因为河南有五个出版社,我们当时非常赚钱。但是因为和郑州美术出版社业务冲突,竞争得厉害,我们被撤掉了。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具体上面为什么又开始重视年画,以及为什么申请、批准成立的。同样,“以胶版年画养木版年画”这个方针也不知道是谁确定的。　　
       
    南都：看介绍说你在开封大众电影院退休,这是怎么回事?　　
     
    郭太运：这事都没法提。1983年批下来开办年画出版社,他们让我过去。而我当时已经被分配在科技印刷厂,厂里死活不放人,于是只能借调到年画出版社,结果这一借调就是十多年,等我该退休了,科技印刷厂已经早就倒闭了。年画出版社撤掉了,我的原单位科技印刷厂也不存在了,文化局就把我们再分流,分流到电影院五个人,本来我应该调去电影院就退休,但电影院的经理不同意我退,还要让我干活。我也不愿意,就又领了几个其他地方来的闲人刷红纸。结果一直到69岁我才退休。    
       
    年画最终会自己默默消失    
      
    我认为它只能最终自己默默消失,以文字、录像、实物的形式放在博物馆里,成为历史长河里的小浪花。　　　　
      
    南都：什么时候你的年画手艺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郭太运：2002年是冯骥才来开封,在东京大饭店开了好几天的会。他说我是年画泰斗,说我们现在要起步,把民间的艺术发扬保存下来,年画在群众中影响非常大,是重头戏。在这之前,没有人重视。当时的年画出版社已经几乎不再印木版年画。其实群众都是跟着国家的,以前说它是迷信品、四旧,现在说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它就又起来了。后来我评上国家级传承人以后,国家也给我发钱。但其实我对这个无所谓,本来我就是穷人出身,只要有饭吃就行。　　
      
    南都：近几年,你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出访,有什么感想吗?　　
      
    郭太运：最近几年我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还有美国。但是美国人不喜欢,只有在美国的台湾人很欢迎。从美国回来后,我就哪儿都不去了。　　
      
    南都:你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郭太运：2011年1月份我去北京开会,向文化部副部长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说:“现在木版年画是受到人们关注了,根据现在目前的情况,无论送礼、纪念品、收藏,人们都很欢迎。而若干年以后——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而是更久的将来之后,人们喜欢的年画都有了,就连送礼都觉得太俗了,那么年画的最后归宿是什么?”这是我现在作为国家级传承人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市场饱和以后怎么办?　　
      
    南都：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郭太运：我想了又想。过去几百年里,年画能生存下来那是因为人人都需要,年年都得换,老话说“年画三日新”就是这个意思,过了三天,风刮雨淋,印得再好的年画也不行了。而现在人们都以收藏为主,买回去锁在箱子里。这个味道已经变了。在将来,这个市场只会越来越小。　　
      
    有人说那你们创新吧。有人建议我创作一幅福娃,而我觉得这就不伦不类。我也考虑过做一套《红楼梦》的木版年画出来。但这不就和当年的连环画一样吗?谁会要这个?这是不可能的。它再也等不来像以往那样热火,一个作坊里几十上百人的那一天。　　
      
    另外,就算人们真的重新开始贴年画,木版印刷也比不上德国海德堡的四色胶印机,那又快又好看。技术始终是在发展的,它只会继续向前走。　　　       南都：有媒体对现在朱仙镇年画的衰落做了报道,主要问题有画面错误、技法错误,制作粗劣,名声和售价齐跌等等。现在朱仙镇的年画水平如何?　　       郭太运：我现在轻易不去朱仙镇,去了就不受欢迎”。有一次我陪冯骥才去朱仙镇,对方说你怎么成天不来朱仙镇。我说:“来了就不受欢迎”,他说你来这儿怎么可能不受欢迎,我说:“我一看你们都是毛病,没有对的。”所以我不受欢迎。　　
      
    南都：但你自己也有传人,这能不能解决问题?　　
       
    郭太运：是的,我现在有三个关门弟子,都是大学生。收徒时还举行了政府主持的收徒仪式。但是年画的归宿不是这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的事。这个问题考虑到最后,我认为它只能最终自己默默消失,以文字、录像、实物的形式放在博物馆里,成为历史长河里的小浪花。开封年画在历史上的盛况,它再也等不来了。【原标题：郭太运:年画是历史长河里的小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