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是我国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经过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共同推动以及学者们的执着追求，书院逐渐走向成熟。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嵩阳书院聚集了司马光、程颢、程颐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培养出滕子京、张载等众多人才，堪称古代之“清华园”。

　　1、位列四大书院之首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北宋。宋初官学不兴，书院一时取代官学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加上朝廷对书院也实行积极的支持政策，宋初书院得到长足发展。一是书院数量增多，据有关数据统计，至宋仁宗时，全国登记在册的书院就增加到29所；二是书院名气大增，伴随着书院数量的勃兴，此时出现了一批光耀史册的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等。

　　隶属于西京河南府(洛阳)的嵩阳书院，也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长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的。据有关史料记载，嵩阳书院位于中岳嵩山之阳，背靠巍峨中岳，前有山溪潺潺，东西峰峦起伏，院中古柏苍苍，环境清幽，是一处参禅悟道、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正因为如此，书院所在地原本是佛、道二教的道场。

　　原来，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就有僧侣在此修行，时名嵩阳寺，有僧众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改名嵩阳观，成为道教的活动场所。

　　嵩阳寺(观)真正“转身”为教书育人的书院，是与一个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人就是后唐进士庞式。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为躲避战乱，许多文人志士选择了躲进僻静的山中读书授徒。进士庞式来到嵩山，在太乙观聚徒讲学，成为嵩阳书院的肇始。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又将太乙观赐名太乙书院。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宋太宗赐书院《九经注疏》一套。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又诏令西京河南府(洛阳)重修院舍，赐学田一顷，并赐名“嵩阳书院”。当时，司马光、二程(程颢程颐)、范仲淹等名流大师会聚书院讲学，书院声名远播，生众多达数百人，成为士人读书讲学的“儒宫”。

　　宋人吕东莱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海内向平，文风四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应天府)、白鹿，天下所谓四大书院者。”宋人把嵩阳书院列为四大书院之首，其兴盛程度可见一斑。

　　2、堪称古之“清华园”

　　北宋末年，随着金兵南下，嵩阳书院逐渐荒废，于金大定年间更名为承天宫，元时又易名为嵩阳宫。

　　这一荒就荒了300多年，直到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时任登封知县的侯泰于书院旧址重建嵩阳书院，聚徒延师，并建二程祠，嵩阳书院方才书声琅琅。

　　嵩阳书院真正重新焕发生机当在清康熙年间。清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登封名儒耿介因与朝中权臣不合，遂托病辞职回乡。回到家乡后，他致力于教育事业，一心要恢复嵩阳书院的教学活动。于是，他自掏腰包，扩建学舍，置买学田200亩，同时又带领弟子开垦荒地100亩，广招生徒，倾力办学，一时四方学子慕名求教，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比如，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河南在开封选拔举人，名额一县一人。在被选中的举人中，求学于嵩阳书院的就有五人。

　　另据有关史料记载，五代、宋时的嵩阳书院管理组织比较简单，只是由主持人(山长或院长、洞主)负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随着嵩阳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到明末清初，其管理组织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设了许多专门的管理职事，如堂长，主要从书院生徒中选任，负责督课考勤、课堂记录、搜集诸生中的疑难问题等；斋长，从诸生优秀者中选出，协助主持人从事嵩阳书院的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的管理工作；讲书，主要负责嵩阳书院讲解；经长，从生徒中选出精熟经籍者担任，负责为生徒解析疑义；掌书，主要负责书院内藏书楼图书的保管和借阅等。另外，还有门守、采樵、斋夫、更夫、堂夫、看司等若干杂役人员。

　　可以看出，嵩阳书院的组织机构相对比较简单，管理人员偏少，有效避免了人浮于事的冗滥现象；嵩阳书院中许多职事如斋长、经长、掌书等都由学生担任，提高了学生管理水平；对于不称职者，书院予以马上替换或是按季、按年替换，大大提高了书院的管理水平。（记者 姜春晖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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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初书院迅速勃兴的原因

　　在北宋初年，书院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其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北宋初年官学不兴与科举选拔名额增多的矛盾。宋太祖以武力夺取天下，希望偃武兴文，因而大大增加科举取士名额。然而，由于长期的战乱不休，作为养士之所的官学在宋初基本处于废弛状态，书院成为科举取士的主要来源。

　　二、是宋初宽松的文人治国政策。宋代以文治国，“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给读书人提供了言论自由。

　　三、是书院清幽、宁静的治学环境与中国传统士人旷达、清高且又忧国忧民的精神追求互相契合，备受士人青睐。

　　四、是宋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书院的大加奖掖、大力推广，亦是宋初书院教育快速勃兴的重要因素。

　　(春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