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邙山黄河游览区隔河相望，有一个奇妙的地方。这里既是黄河流域最大的龙王庙，也是一个仿皇宫建筑群。雍正时，这里还是治理黄河的指挥中心，类似于现在的“黄委会”。这个集庙宇、宫殿、官衙于一身的地方，就是号称“黄河第一观”的武陟县嘉应观。

    去过的人都说，嘉应观精美的建筑艺术中所包含的黄河文化内涵，耐人咀嚼。

    目前，武陟方面正在想方设法，让这个黄河流域最大的龙王庙“向郑州靠拢”呢。

    铁血雍正“皇冠”放在黄河边

    一个冬日的午后，记者来到嘉应观。这里在武陟县城东南１０ 多公里的黄河边，越过滔滔黄河望去，对面就是邙山黄河游览区。

    进了嘉应观山门，迎面看到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亭的造型精致独特，伞形圆顶覆盖着黄色琉璃瓦。亭子在前院正中，不很大，也不很高，但气势不凡。

    导游陈利花抑扬顿挫地讲道：“这就是御碑亭！看亭盖，像不像唐国强演雍正时戴的皇冠？二百七八十年前，即康熙末年到雍正元年，黄河在武陟频频决口，洪水顺地势北流，为患华北，威胁京津，震惊朝野。雍正一边堵口筑坝，一边建造嘉应观。把‘皇冠’建在黄河最危险的地方，说明了雍正当时治理武陟水患的决心！”

    我说怎么瞅着有点眼熟呢，原来是一顶超大号的“大清皇冠”！以前看到过“河涨河落关系皇冠顶戴”的句子，但没想到雍正真敢把“皇冠”搁在黄河最容易决口的地方。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得对雍正多了几分好感：铁腕皇帝，果然胆魄非凡！

    御碑亭里是一块大铜碑，色泽雅致，光洁精美，据说是“天下第一大铜碑”。陈利花说，这碑是嘉应观的“镇观之宝”，高４．３米，宽０．９５米，大概重两三吨。碑文是雍正亲自撰文书写，碑座是龙头、牛身、狮尾、鹰爪的河蛟。当时民间认为，黄河泛滥都是蛟在作怪。大铜碑立在河蛟身上，目的当然是为了镇压河蛟，不让它兴风作浪。铜碑上，２７０多年前雍正写下的字流畅俊逸：“惟兹黄河发源高远，经行中国迂回数千里……自武陟而下，土地平旷，易以泛滥……特命河臣于武陟建造淮黄诸王龙王庙，祗申秩祭，以祈庇佑……”

    铜碑光洁精美，但两侧靠近碑座处各有十来厘米长的裂缝。指着裂缝，小陈讲起了典故：“传说康熙末年官场风气不好，贪污成风。铸碑的铜匠出于贪心，把碑里面的铜换成了铁。碑刚刚竖起来，亭子还没盖，万里晴空突然一声炸雷，把碑劈出了这两道缝，露出了里面的铁。铜匠立即就被砍了头。当然了，这都是传说。不过这碑铁胎铜面，铸造技术非常精湛。铜和铁的熔点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就是利用现代技术，想把它们铸到一起也不容易！

    在武陟，嘉应观的俗称是“庙宫”，因为这个道观是仿皇宫建造的宫殿式庙宇。庙宫占地１４０多亩，红色的古式院落内，古木萧疏，楼阁林立。在冬日天空的衬托下，大片赭黄色和孔雀蓝色的琉璃瓦屋顶显得亮丽多彩。御碑亭后面，是三进院落，分别是前殿、中大殿和禹王阁，两侧有钟楼、鼓楼和东、西配殿。东、西配殿里祭祀着１０位黄河龙王。

    雍正登基前负责武陟河工，曾许诺说，如果堵口成功，就在武陟修建大小河流的总龙王庙。他即位的时候，国库很是空虚，仅存７００多万两白银。但雍正仍拨出２８８万两白银，兑现他的承诺。河道总督齐苏勒调集御用工匠以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安徽五省民工，仿照北京皇宫的样式，在武陟建造黄河龙王庙。雍正三年二月，龙王庙建成，雍正亲书“嘉应观”三字，为这个龙王庙定了名。

    雍正又下令在嘉应观两侧建起东、西两道院。西道院为道台衙署，管辖今安阳、新乡、焦作等豫北地区；东道院为河道衙署，任务当然是治理黄河。于是，嘉应观就成了雍正王朝的“黄委会”。让治黄的大臣们坐在黄河最危险的地段办公，恐怕也只有雍正这样的铁腕皇帝才做得出来。

    常驻嘉应观的，是雍正最欣赏的治河大臣、河道副总督嵇曾筠（后任河道总督）。他坐镇武陟，主持黄河中下游堤防事务。史载，嵇曾筠治河善于因势利导，既能保全河堤，又能省工省料。在任期间，他指挥修筑、加固了武陟以下的千里黄河大堤，使“豫省大堤长虹绵亘，屹若金汤”。

    由于嵇曾筠治河功劳大，雍正几乎年年嘉奖他。嵇曾筠后来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享受一品待遇，但一直在武陟治河。

    武陟后来从黄河最危险的地段，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段了，“黄委会”设在这儿意思就不大了。随着黄河防汛重心的转移，嘉应观作为指挥中心的作用逐渐减弱，衙署级别也逐渐降低，渐渐被冷落了。

    嘉应观东、西道院眼下都没对外开放。曾经是河道衙署的东道院满目衰草，树木稀疏，房屋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据说曾是嵇曾筠办公室的一栋房子，屋顶都长了草。有的房子还裂了几条大缝。管理部门说，他们正在向国家申请资金，准备进行“抢救性修复”。

    武陟河工牵系天下安与危
  
    个性皇帝雍正，历来是争议很大的人物。不过在记者接触到的几位武陟朋友的眼中，雍正绝对是一个好皇帝。这个脑子清楚、手腕铁硬的人和武陟渊源极深。他不惜投入，在武陟堵口、建坝，使频繁被淹的武陟人摆脱了对黄河的恐惧，祖祖辈辈得以安居。武陟人传说雍正曾亲临武陟建坝，搬石打夯。但据史书记载，因敌对势力太厉害，雍正当皇帝后没敢离开京城一步。说起这事，有武陟朋友为自家人打“圆场”：“这样传，说明武陟人对雍正很感激，因为他搞的不是豆腐渣工程。”

    雍正搞的确实不是“豆腐渣工程”，２７０多年来，他建的“御坝”固若金汤。

    武陟自上古就是黄河险工段，也是黄河治水的关键所在。据传，大禹治水“覃怀底（底音止，意为达到）绩”，就是说最终取得成功是在“覃怀”这个地方。各条大河出山后，汇在覃怀，形成大泽。覃怀的水排下去，上游下游就免于受灾了。据考证，“覃怀”就是今天的武陟一带。

    由于自武陟以下地势平坦，黄河的落差减小，造成河道淤积，容易决口。在武陟上游河段，伊河、洛河等河流注入黄河，沁河则在武陟入黄，每到汛期，大水汹涌而至，沁河入黄口一带，成为黄河著名的险工段。

    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年）到雍正元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黄河在武陟秦厂、詹店、马营、魏庄四次决口。洪水淹没焦作、新乡、安阳后顺地势向北流去，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津，危害华北。

    雍亲王胤禛年轻时曾随康熙到武陟巡河，病中的康熙就将治河大事交给他负责。在雍亲王调度下，以钦差大臣牛钮为首的近１０名中央大员和众多地方官员云集武陟。其中齐苏勒、赵世显、张鹏翮、陈鹏年都是当时有名的水利专家。

    按康熙当时的旨意，是让放黄河北去，让其在天津入海。康熙当然有他的道理。汉朝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上策就是不要用大堤束缚黄河，让它顺地势向北流去，流到哪儿算哪儿，淤了还能造良田。巡过河的康熙更深知，沁河入黄河的河口在武陟钉船帮到原武之间迁徙不定，在这里堵塞决口确实大非易事。

    说起这段历史，武陟文协原副主席王小片感慨地说，如果照康熙的意思办，黄河就不是今天的黄河了，今天中国大地的格局就没人知道是啥样了。这时候，改变历史的人物牛钮站了出来，牛钮根据自己对黄河的了解，把圣谕搁在一边，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黄河南岸的邙山开挖引河，分刹水势，然后堵住决口让黄河回归故道。随后修筑钉船帮到詹店的大坝，限制沁河口，并将黄河水“挑”向南边的邙山。

    堵口的意见获得了众多大臣的支持，并得到了康熙的批准，筑坝的方案则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堵口工程难度极大，所需石料、土方数量巨大，而旧堤又十分脆弱，这里刚堵住一个口子，那里立即又冲开了一个口子。两年多的时间里，黄河武陟河段先后四处决口。其中马营决口时正值汛期，决口处河水滔滔。前后经历四堵四决，才最终堵住决口。新上任的河道总督陈鹏年是个“模范干部”，他积劳成疾，仍日夜在一线督工，吃饭睡觉都不离开。雍正元年正月，第五次堵口终于成功。完工之日，陈鹏年已病入膏肓。皇帝派了御医到工地为陈鹏年治病，但为时已晚。陈鹏年死后，雍正派人去他家查看，发现陈鹏年的老娘已经８０多岁，家里空荡荡一无所有。大受感动的雍正宣布按一品诰命的标准为陈鹏年的老娘养老送终。后朝廷又在嘉应观附近建了陈公祠，表彰陈鹏年的业绩。

    从康熙六十年八月秦厂决口到雍正元年正月马营堵口合龙，清政府集中了倾国之人力财力来与黄河对抗。其间国库曾一度入不敷出，无奈之下，朝廷急令周边各省将应上解京城的白银和粮食直接押送到武陟。

    经历艰难的堵口之后，人们意识到，如果没有一条新的大坝，黄河在武陟段就难以安澜。雍正即位后，决心在旧堤前临水筑坝，根治沁河口这段黄河防汛的“豆腐腰”。在国库倾力支持下，雍正元年秋汛前，９公里长的巍巍黄河大坝终于修筑起来。这时恰逢黄河、沁河一起涨水，河水滔滔冲向大坝。如果此时再次决口，不仅证明这地方确实不能建坝，而且北方将再次遭殃。面对滔滔洪水，牛钮、嵇曾筠率民工日夜守护大坝，加高加固。等到汛后水退，奇迹出现了：一方面被挑往南岸的河水主流冲击河沙，涮深了河道；另一方面大坝背水，泥沙淤积，成了高滩。最终的结果是，武陟由临水险工从此变成了滩坝。此后至今２７０多年，黄河再也没有从这里决口。

    雍正二年四月，胤禛亲书“御坝”二字，命人刻碑，立在坝上。记者在武陟采访时，适逢冬季的黄河正在“淤背”，御坝碑暂时收了起来，记者很遗憾没能看到。

    嘉应观里祭的龙王全是人

    由于黄河频繁决口，古人建了无数的龙王庙祈求保佑，但因为龙王庙一般都建在险工段，结果常常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所以保留下来的龙王庙并不多。嘉应观以其建筑面积、建筑艺术和历史价值，当之无愧地成为黄河流域现存的最大龙王庙。与祭祀长江的成都江渎庙、祭祀淮河的河南桐柏淮渎庙以及祭祀济水的河南济源济渎庙这几座全国著名的河神庙相比，嘉应观不论是在历史意义上还是在建筑艺术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林则徐手持河图，目视远方，看上去严谨而务实。这是在嘉应观西大殿中享受祭祀的林则徐塑像。林则徐是嘉应观供奉的黄河１０龙王之一。

    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名闻天下，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治水方面也是个“能人”。嘉应观建成１０６年后的１８３１年，林则徐出任河东道河道总督，负责黄河中下游防汛。林则徐在河道任上是出了名的认真。他上任的时候正是冬天。冒着严寒，林则徐沿黄河两岸千里巡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无一垛不量，无一厅不拆”。查到谁弄虚作假立马撤职查办。道光皇帝夸他：“向来河工查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发配新疆。这时候黄河又在开封决了口，束手无策的皇帝急忙把林则徐调回来堵口。百病缠身的林则徐到开封后精心设计堵口方案，并与民工一起打桩抬土，最终堵上了决口。

    在湖北、江苏、江西、新疆、甘肃、陕西等地，林则徐都有卓著的治水功绩。他死后，河南、江苏、陕西等地老百姓纷纷建庙祭祀他。后来光绪皇帝册封他为黄河龙王，把他“安排”在了嘉应观。“黄河龙王都是这样，民间有了，影响大了，皇帝说‘可’，就算是‘扶正’了。”对嘉应观“黄河龙王”很有研究的王小片这样总结。

    在嘉应观，我看到的“黄河龙王”，没有一个是张牙舞爪、凶神恶煞的模样。嘉应观文管所副所长苗向阳说，这些龙王其实都是历朝历代和林则徐一样的治水能臣，有提出治水三策的西汉贾让，使黄河８００多年没发生重大改道的东汉王景，还有元朝的贾鲁（郑州的贾鲁河就是与这个贾鲁有关），明朝的潘季训、刘天和，清朝的齐苏勒、嵇曾筠等。

    《礼记》中说：“有功德于氏则祀之；以事勤事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大概就是这些功臣享受后人祭祀的“理论根据”吧。

    在嘉应观所有的建筑之中，最高的是禹王阁。大禹不是“龙王”，因为没有一个帝王敢不自量力地封赏他。虽然不是龙王，但在各处龙王庙中，大禹都超然凌驾于诸龙之上，因为他是中华民族治水成功的第一位圣人。在嘉应观，最高的建筑自然留给了大禹。

    雍正对大禹极为尊重，建嘉应观时，用檀香木雕了个３米多高的大禹坐像。据传神像极为精美。但在解放初期冀鲁豫黄委会第五修防处入驻嘉应观时，大禹像惨遭毁坏。参与其事的一位工作人员满怀悔恨地记下了那段往事：“当时，嘉应观附近治安状况不好。夜里，我们值班站岗人手不足，就把禹王阁上的木雕童子搬到空场上吓唬人。后来机关迁来了，这对精雕布裹漆涂的艺术品以及更胜于它们的‘夏禹王’，都成为我们那年冬天烤火的燃料……这愚蠢的举动，令人终生遗憾。” １９８５年，进驻嘉应观时的一位负责人在病逝前不久还和老同事说起这件事，悔恨的心情无以复加。
 

    一砖一瓦全都是古建精华 

    从古建筑学上说，嘉应观非常有讲究，这是一座“结构纯度很高的清朝官式建筑”。

    地处中原的河南，向来善于接纳四面八方的东西，然后按照自己的口味改造。比如川菜、粤菜，到了河南后味道上都有所变化。前些天在郑州街头吃饭，竟然吃到韭菜鸡蛋馅的生煎馒头。咱河南人真是善于“掺和”，竟把地道的上海小吃变成了生煎馒头样的河南水煎包。

    不少河南古建筑也是这样打上了地域的烙印。清朝的建筑技术在唐宋元明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并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清朝的“建设部”（工部）颁布了营造官书《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制定了系列技术规范。河南的工匠大多不严格按《则例》的规范，而是因袭传统手法，根据自身经验去干。因此河南的绝大多数清代建筑都具有鲜明的河南地方特点，如少林寺、风穴寺、白马寺内的清代木结构建筑，以及开封山陕甘会馆、洛阳潞泽会馆、周口关帝庙等雕刻精美的群体建筑，都是如此。

    嘉应观是由朝廷派来的御匠负责施工的，当然严格按照《则例》建造，所以是“原汁原味”的清朝官式建筑群。除嘉应观外，河南还有两处这样的建筑：登封市中岳庙（多是乾隆年间大修后的建筑）、安阳市袁坟（建于民国初年，但忠实保留了清代官式建筑特征）。著名古建筑专家祁英涛先生到嘉应观考察时特别指出，嘉应观各殿内的清代原始彩绘非常珍贵，在北京已难寻觅。

    祁英涛先生说的清代原始彩绘，主要指的是中大殿天花板上的６５幅圆形彩绘龙凤图。图中龙腾凤舞，姿态各异，色泽如新，是典型的前清满族艺术风格。更奇特的是这个天花板不见蛛网，不粘灰尘，鸟虫不进，所以当地老百姓把中大殿叫做“无尘殿”。民间传说，因为该殿内藏有避尘珠，才有如此效果。但实际上可能是因为天花板是檀香木的缘故。

    首任道长 原来是雍正皇叔
 

    御坝建成后，嘉应观一带由黄河最危险的地方，变成了最安全的地方。几个筑坝的兵退伍留了下来，在御坝碑附近开垦土地。后来，一些逃荒的、要饭的也在这儿定居下来。时间一长，这里就成了个村庄，别人都把这村叫御坝村。
 

    御坝建成２１０多年后，一个男孩降生在御坝村，家人给他起名叫王小片。从在奶奶怀里撒娇时起，王小片就开始听嘉应观的种种故事，诸如嘉应观是雍正为他的皇叔建造的、当年堵口累死的陈鹏年成了龙王等等。村里读书人少，这些故事是真是假，也没人说得清。
 

    长大后，王小片读书写书，成了武陟有名的作家。上世纪９０年代初，嘉应观作为旅游资源被人们重视起来，但关于嘉应观的历史只有传说，没有史料，连讲解词都没法写。于是王小片等人就接到了一个任务——从众多的史料中搜集关于嘉应观的各种资料。“我很喜欢干这个工作。关于嘉应观的民间传说太多了，翻资料证实儿时听到的故事，是件有意思的事。”说起嘉应观，王小片充满热情，“结果传说大部分被证实了，民间口头传了２００多年，基本没走样！”
 

    ２７０多年前堵口、筑坝、建观的史实都弄清楚了，民间传说的皇叔的故事也查到了端倪。虽然官方编撰的史书刻意回避，可还是让王小片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当初在武陟治河的钦差名叫牛钮，这个人的官职是左都副御史，官很大，可清史中竟没有他的传记。比他官大的官小的都有，就这人没有。《豫河志》中有个《牛钮小传》，但很简略，没写他的出身，也没写他的下落，只说他受命治河。但在其他治河大臣的传记中，牛钮多次被提到，说他在武陟治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牛钮身世不清，十分古怪，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在《清史稿·诸王传》中，王小片查到了另一个牛钮：顺治皇帝的第四个儿子，康熙的弟弟。史书上说他是庶妃巴氏所生，但说他“夭折，两岁半卒”。
 

    武陟民间传说，嘉应观第一任道长也叫牛钮。
 

    这样，在差不多同一个年代，就有了三个牛钮。清朝是最讲避讳的，大臣怎么会和皇子重名？另外“牛钮”听起来也实在不像是一个道长的道号。
 

    根据掌握的一系列史料，王小片认为，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三个牛钮是同一个人，是雍正的皇叔。这与武陟当地的民间传说是一致的。
 

    根据史料和民间传说，加上文学家的想象，王小片写出了剧本《嘉应观秘史》。１９９４年，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联合摄制的２０集电视连续剧《嘉应观秘史》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该剧将顺治出家之谜、雍正继位之谜等几大清宫秘史都集中在了嘉应观。
 

    雍正皇帝巨资只为“买户口”
 

    雍正为什么舍得动用２８８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在武陟建嘉应观？这也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是为了祈求河神保佑？似乎不是。修建嘉应观的时候，御坝也正在建设之中。在雍正的批示中可以看出，他对御坝要比对嘉应观重视得多：“第一要紧则此处工程（指御坝），凡事先求人事，后求天命。”齐苏勒汇报嘉应观建成的奏折中没有提到修坝的事，雍正很是不悦，训斥道：“为何忽略如此！”可见在雍正心目中，修堤比修庙重要得多。何况雍正信奉佛教，对道教并不是很感兴趣。
 

    那么，雍正花费巨资是为了给他的“皇叔”修一个安身处？首先，关于牛钮的故事到目前为止还只是民间传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第二，即使牛钮真是雍正的皇叔，依雍正务实的性格，他也不会在国库空虚的时候动用如此巨大的财力去做这么一件没有多少实际效益的事情。
 

    那么，２８８万两白银为什么最终还是投在了这洪水滔滔的黄河边？王小片的解释是，雍正这样做，是“用高价买户口”。
 

    雍正对治理黄河的热情一直很高。在康熙弥留期间，几个皇子之间争夺皇位的斗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就在那个时候，雍正一边应对着京城内的斗争，一边还分出精力指挥治黄。他登基后，更是对黄河河工投入了极大关注。雍正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合理的解释是，他是在捞取政治资本。
 

    据史料记载，清军入关的时候，满族只有大约６０多万人。以区区６０多万人来统治数千万人口的汉族，单靠武力是很难长久的。就是在满族统治者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也十分激烈，各派系矛盾重重。面对这样的局面，雍正很清醒地认识到，要坐稳皇位，必须获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认同，被接受为皇权正统。

    修嘉应观，御祭大禹和河神，雍正都是专门做给人看的。“明修长城清修庙”，无非是想借助汉族的“神”进行精神统治。修庙不为敬神，只为收买人心，这恐怕是雍正比较真实的心态。


    大禹治水得天下，俺也治水，俺尊大禹为华夏正统，学他治水济民，谁还能说俺不是正统？说起来，雍正这银子花得值！“外来的”皇帝用２８８万两白银给自己买个户口，真不算亏。
 

    其实，不仅是雍正所处的清王朝，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要想长治久安，都必须办好黄河的事。黄河从中华大地流过，既滋润九州，又频频泛滥。要治好黄河，靠一省一地的人力物力是不行的，必须倾全国之力。一旦发生战乱和分裂，必然导致黄河失修，洪水泛滥，大家一块儿遭灾。所以，不少学者认为，是黄河迫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是黄河要求中华民族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黄河文化从根儿上说就是凝聚文化。
 

    历史上，黄河为害严重的时候，往往是在战乱频仍、国家分裂的时候；而大规模的治河，都是在全国统一，国家繁荣稳定的时候。如西汉末到东汉初，连年战乱，堤防失修，导致黄河泛滥，数十州县遭洪水淹没。东汉统一之后，黄河问题才得以解决。
 

    携手邙山 跨河景区将形成
 

    显然，嘉应观如今是武陟人手中的一张好牌。但嘉应观内很冷清，记者采访期间，只遇到两拨游客，一拨是某局接待的上级领导，一拨是四个２０多岁的年轻人。问及每年的旅游收入，嘉应观工作人员说：“十来万元吧。”武陟县文化局副书记李卫星分析说：“嘉应观人气不旺主要是因为这地方偏僻，景点单一，谁愿意跑这么远就看一个景点？如果放在郑州，这地方就值钱了。”
 

    嘉应观对岸就是名声在外的邙山黄河游览区。与南岸人来人往的邙山相比，北岸的嘉应观当然显得很落寞。既然嘉应观与邙山近在咫尺，那么，嘉应观能不能借助于邙山的人气呢？武陟人目前正在打这个算盘。他们的想法是，用先进的交通手段把邙山和嘉应观连起来，形成一个跨黄河的大景区。

    在嘉应观正南的黄河边，是著名的人民胜利渠渠首。人民胜利渠是引黄入津的水利工程。２００多年前武陟决口后洪水肆虐的线路，解放后正好成了造福北方缺水城市的输水路线。当年人民胜利渠投入使用时，毛泽东曾亲临武陟，亲手摇开渠首闸门。

    嘉应观打算和人民胜利渠“捆绑”在一起，共同与南岸的邙山组成跨黄河大景区。

    据了解，武陟和邙山黄河游览区目前已达成初步共识。武陟方面专门成立了“旅游开发中心”，重点开发跨黄河的“黄河苑一日游”。邙山黄河游览区有快艇，还有两条气垫船，现在已经有游人乘船到黄河北岸游玩。
 

    ■附录

    王小片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嘉应观史料的收集和研究。对于嘉应观，他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欲知王先生有什么独到见解，请读下面这篇妙文。
 

    雍正入梦解疑嘉应观
 

    王小片

    昨日大梦，雍正皇帝御舆生风，身绕薄雾而来。其相貌不若唐国强，脸稍长。雍正说：“你多年来收集嘉应观文史资料，实属不易，但疏漏仍多。帝王城府，不见诸文字者十有八九，你考无可考。研究过往之事，识大体即可，勿苛求细节。”我说既然有幸谒见皇上，请答疑解惑。他张弛有致，或详或略，说出许多心腹事。我醒后伏案疾书，呈与世人。
 

    雍 正说：“朕登基之初，战火连年，水患频仍，兄弟阋墙，国库空虚。朕诸事不顾，却拨巨资在河南武陟修建黄河龙王庙——嘉应观，非议多多。帝王谋事诚非小儿做戏，必觅千古一理以达万世。到底为什么？今日不妨说个明白。”
 

    他说：“大清本崇信佛教，入主中原后，又敬重儒家。给达赖在康定修行宫，朕才拨银６５万两。曲阜失火，为孔圣人重修大成殿，也只拨１１５万两白银。这都是在国库充盈后做的事。初登大宝，国库只有７００余万两白银，朕却拿出３００万修一道观，是朕从三皇五帝那里考证出一个道理后才作的决定。
 

    大清入关，最大的敌人是‘满夷入主华夏’之论。汉儒其实不读书。他们的‘华夷之分’实际上是千古谬论。古籍明载，女真亦黄帝后裔，迁徙于黑龙江，怎么就成了‘夷’？若以中原为华夏、为中国，那么尧为西夷，舜为东夷。若以汉族为华夏，更不对了。大禹乃西部高羌，以治水之功受禅让，上下拥戴，世承其位，史称为夏。朕修河神庙，把大禹敬在那里。朕的心里有句话，在修造这黄淮河龙王庙的敕命中不便言明，今日说出来已经不会有人奇怪了：高羌人大禹治水有功；朕也治理黄河，堵住了决口，修建了御坝。大禹能堂而皇之地做泱泱中华大国的圣君，朕为什么不能？汉之古籍，绝非满人伪造。朕援引大禹先例，腐儒们才不得不闭上了嘴。从此之后，华夷破界，各民族都登堂入室，融入了‘大中华’。还用问为什么花３００万两白银修道观吗？一句话：朕耗此巨资，是为了做一个正统正当的帝王。

    “朕登基之初，武陟筑坝、塞决、建庙的奏折很多。朕在朱批中谕示‘凡事先尽人事，而后求天命’。修庙敬神其实是要治河大臣和地方官员敬业。齐苏勒修好龙王庙，报请择日开光挂御匾，未报河工事务，朕朱批骂他‘为何忽略如此’就是这个意思。朕将历代治河功臣供奉殿中，命治河大臣与地方道台于庙侧建衙观事，如有人不敬业，朕责之理直，诛之得法，其不努力可乎？黄河二百余年不在武陟决口为患华北，功在神也？功在人也？不问可知也。”
 

    我因找不到治河钦差牛钮就是雍正皇叔牛钮的资料而十分苦恼，遂向他求证。雍正面有难色，挥袖间，我们已站在嘉应观中大殿内。他仰面看着６５幅龙凤图说：“祖规与人情，朕已两念之。”说罢飘然而去。

来源：河南报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