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后王公百官、富豪圈占土地，争建庄田。明朝有皇族庄田和贵族庄田，名义是官田，实际是私有土地。庄田来源，一是屯田所得土地，一是圈占民田，再就是没收罪臣土地。

　　清朝有皇室庄田、贵族庄田和八旗庄田，各类庄田多为圈地所得。另外还有大小地主兼并的庄田，大如巩义康百万，土地竟达十八万亩，“头顶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小如商水叶氏家族，也有良田千顷。

　　由史料可知，唐之后，“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地主与自耕农，不足总人数的20%~30%，70%~80%都是佃农。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说得更清楚：“吴中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自耕农占十分之一，佃农占十分之九。到了清代，即便是在乾隆盛世，土地兼并仍然很厉害。康家与叶家在这一时期，都已拥有大量土地。

　　“在中国，土地兼并与庄园被看作历史的负面元素，总是受到来自农民战争与王朝力量两方面的压抑，却总是衰而复兴，周而复始。事实是，封建庄园的消亡与土地兼并的社会性危害的克服，乃有待于现代型土地市场的建立。”盛帮和认为。

　　“崇俭朴”“教子孙”成大业

　　叶氏家族，处变不惊，深藏不露，兼容并蓄，亦儒亦农亦商，终于从平民到大富。它和巩义康百万家族，都昭显着典型的豫商精神。

　　豫商勤俭为本，耕读传家。叶氏祖训中的重要一条，就是“崇俭朴”：“冠婚丧祭祀，切戒奢侈，应遵俭约习俗之本。大节固不可废，而丰俭当不失宜。丧祭循土庶之分，冠婚守当今之制……至于衣服饮食居室，循份量力，毋纵恣，以暴殄天物。”

　　叶氏虽有庞大庄园，把大半积蓄投诸上面毫不吝惜，但很多细节反映其俭朴本性。“一号院的三进院，都是楼房，但放东西的二楼，墙壁都不粉刷，楼板下平上不平，因为楼板下面是一楼天花板，所以下平。叶家不花没用的钱。”商水县文管所所长王天星道。

　　叶氏俭朴安分，这从其丧葬中也能反映出来。

　　清嘉庆三年（1798年），叶家六代创业者叶纯，以78岁高龄过世。他是叶家第一个贡生，又是大商人，为叶家发展壮大立下大功，但他的丧事“照老百姓规矩，用桐木棺外加椁，葬于家族墓地。设宴用平常席，不上山珍海味、鱼翅燕窝。五七、百天祭祀习俗全免，由后人到家族坟地送纸、哭祭。为叶纯这样办丧，惹得十里八村村民拥到街口、茔地观看”。商水县政协文史研究员杨冠华道。

　　省下来的钱，叶氏在庄园门口设舍粥棚百天，赈了灾民。

　　叶家祖训中有一条“教子孙”：

　　“凡我子孙，谁不愿贤良方正。乃或溺于宠爱，昧于大体，或吝其秉气。不延严师，是以入于庸流，礼义不知，伦理不识，将来枉国法玷辱祖先，虽子弟不材，实咎在父兄也。凡有子孙者，当其幼时，宜就师傅。收其于心，端其学习，使质材有成。若果顽梗不类，教而不善者，即鸣众送官，务必痛惩自新。”

　　“教子孙”，叶氏贯彻得最彻底。家族兴盛后，马上设“四而堂”私塾，收族中子弟入学，族中先后出了很多读书人。民国时，叶家十四代叶长仁夫妇还在庄园内办平民小学，招收贫家子弟免费求学。抗战数年，七区联师、七区联中书声琅琅，响彻庄园。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叶家从康熙末年发家，一两百年间一直不衰，自有其过人之处。这与豫商家族注重“教化子孙”，密不可分。

　　中华商业文明“根在河洛”

　　豫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豫东商丘是商族发祥地，4000年前，商族人已首创物品交换。从《诗经·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等记载看，春秋时，中原商业往来非常活跃。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个大商人范蠡和吕不韦都是河南的。2400多年前，南阳范蠡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商业理论——“经商十八法”；濮阳吕不韦，筹划完成了“货天下”的宏图大业。

　　古代交通以水路最便利、成本最低，水路两岸商业发展较快。春秋时郑国大商人弦高靠水运在巩义境内犒劳秦师，保全郑国。明清巩义康百万家族地处河洛交汇处，靠河运发财，靠土地致富。清代商水叶氏家族，也是因沙河而兴。像中华文明根在河洛一样，中国商业文化之根也在黄河沿岸地区，是黄河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精神风貌。在叶氏家族身上，多有体现。

　　豫商诚信义利。叶家发家，传说中即源于诚信。传说代代流传，已化成家族血液里的东西。

　　豫商乐善好施，欲取先予。叶氏家族，通过多种方法，恪尽士绅义务，筑城寨治洪水，赈灾兴教，反哺社会，教化百姓。良好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形象，又反过来促进了家族商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豫商崇尚中庸，低调内敛。叶氏堂号名“慎徐新”，创新的同时，强调慎重，循序渐进。而康家大院匾额楹联上，到处是“致中和”、“居贵敬”、“端洁退让”等字样。康家家训“留余”，“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留余”与“慎徐新”，均深味中庸之道。

　　豫商审时度势，善抓商机，敢为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