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原大地长期是政治角逐、政权更迭、政体演变“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大舞台，发生了难以数计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政治文化。黄帝是公认的先祖，开创了初始的政权制度，建立了国家治理的雏形。从尧、舜、禹的禅让制到夏、商、周的世袭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变。之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交往与联盟等政治行为，不断地推动政体的发展，开启了封建社会的先河，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封建制度。从夏朝到宋代３０００多年间，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２００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几度形成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就有开封、洛阳、安阳、郑州四个。中国自古“逐鹿中原”、“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就是由此而来。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

周公营造洛邑故址

龙亭

殷墟

　灵宝黄帝铸鼎塬

　　从夏朝到宋代３０００多年间，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２００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几度形成政治文明的颠峰与辉煌。中国八大古都半数在河南。

　　关于政治文化

　　就政治文化的概念而言，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就其内容来说，政治文化主要包括三个层次：政治理想、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历史上在中原地区发生了难以数计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动，积累了大量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化核心的政治理想，中原先哲老子墨子等的政治思想学说和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影响深远；在政治理念方面，众多中原政治家如子产、商鞅、李斯等的政治主张交相辉映；在政治制度等方面，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形态及其完备是在中原，封建社会制度的完备，大体上也是在中原。

　　从“天下之中”演绎出的政治文化

　　《尚书·禹贡》序列九州，豫州独居中央。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的先民，最早从蛮荒时代走来，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从此，中原地区长期雄踞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从这里演绎出的政治理想、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是绚丽多彩的政治文化的见证。

　　河南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顺湛：中原政治文化的源头可上溯到黄帝。黄帝通过长期与其他部落的战争，统一天下，定都有熊（今河南新郑市），建立了以远古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联盟制国家。黄帝所创建的国家机构组织情况，史书多有记载。黄帝设官分职管理人们的生产生活，建军队和监狱，来保卫国家和安定社会，还制定一些礼仪制度，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黄帝建立的制度，虽然还不完善，但已经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华夏文化的根可追溯到黄帝，中原政治文化也可追溯到黄帝时期。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玉洁：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夏、商、周三代皆在中原地区建立过国都，创立的各种制度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夏代从禅让制转向的世袭制成为后来的基本制度。商代形成了较完备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刑罚制度，五刑俱全，故后代有“刑名从商”之说。周王朝在周公东征后，营建东都雒邑（今洛阳），政治重心东移，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整套政治制度，使自夏朝开始实行的奴隶制度得到了完善。

　　春秋时期的中原政治制度的发展仍处于天下之前列。当时的变法运动也是从中原开始，并以迅猛之势风靡天下。如魏文侯任用李悝进行变法，后从魏传到楚；由卫国商鞅传到秦，在秦国变法，并取得极大的成功。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秦至两汉以降，封建制度日益完善。迄于北宋，进一步完善官僚机构，极力加强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至此大体完备。以后虽有变化，但大体不出此基本框架。由此奠定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基础。

　　从以上可以看出，作为政治文化重要内容的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在中原地区开始，并在中原大地进一步得到完备。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卫绍生：作为政治文化核心的政治理想，在中原先哲的思想学说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老子“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墨子“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尚同”的政治理想，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思想学说。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则成为古代社会许多志士仁人不懈的政治追求。

　　在政治理念方面，自春秋时期郑国相子产以后，中原许多政治家都提出了独具个性的行政施政思想。子产的“宽猛相济”，申不害的“明君使臣并进辐辏”，商鞅的严刑峻法，韩非的“刑名法术之学”，李斯“隆礼”、“重法”的政治主张，等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中原政治文化丰富多彩、摇曳多姿，不仅表现在中原哲人、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许多远见卓识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也不仅表现在许多帝王建都于此，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出生或活动于此，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于此，而且更因为一些对中国历史演进和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政治制度，或者是由中原政治家首先提出，或者首先在中原大地上实施。例如：出身中原的秦朝丞相李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提出并实行的郡县制，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基本的地方政权建制。秦始皇在他的建议下强力推行的统一文字，加速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再如，曹魏时期，出身中原大族的陈群，向魏文帝曹丕建议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影响所及整个魏晋南北朝。还有我们熟知的科举制度，由隋文帝开皇七年（５８７年）开科举，到隋炀帝迁居东都洛阳作为基本制度正式确立，直到１９０５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开封结束，时间长达１３００年，成为古代选官的根本制度。

　　华夏政治文明的核心

　　透过政治斗争的硝烟，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我们不难发现，中原政治文化具有政治中心文化的特质，构成中华政治文明的源头和核心，并不断地向广袤的时空延伸，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进程。

　　《寻根》杂志常务副社长郑强胜：中原政治文化有三大明显特征。

　　一是中原政治文化具有源头性。华夏文明的起源主要在中原，中国政治文化的源头也在中原。可以说，一部河南政治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政治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原在中国政治上所占的位置非其他地方所能及，“得中原者得天下”成为政治家们追寻的梦想。翻开中国历史的浩瀚篇章，早在远古时代，三皇五帝就在这里开疆列土，建立了影响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典章制度。特别是夏商周以后，中原地区更成为政治博弈的主要地区，并由此诞生了许多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流派、政治人物，河图洛书、周易八卦、老庄道家的政治思想、墨子“非攻”的和平理想、鬼谷子的军事思想、商鞅的变法图新思想等，都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源头和起点。

　　二是中原政治文化具有国都文化特征，我们称之为政治中心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官文化。过去人们在谈到中原政治文化的优势时，很少谈及国都文化，我认为中原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就是它的政治中心优势，这种优势造就了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诸多文化，可以说从汉唐盛世一直到北宋，围绕着洛阳、开封这两大政治中心，衍生出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重大事件，如“天人感应”理论，为大一统封建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撑点；五代官方雕版印刷儒家经典，昭示着从此以后官方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更加严格和成熟；尤其是北宋时期理学的诞生，不仅仅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的震荡，而且更是中古以后封建政治统治思想的一次更新。诸如此类，曾经发生在中原地区的这些重大的政治、文化现象，并不是孤立产生和偶然迸发，它是历代国都政治的巨大影响下产生的。

　　三是融合性与辐射性。在国都政治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下，衍生出更多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思潮，如国都政治文明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治进程的影响、中原先进的政治文明对移民地区政治的影响、先进的中原政治文化对外来民族的影响以及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都能从这里找到历史的印痕。从南北朝到五代，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无一例外地都被融合在汉文化的熔炉里；那些与中原封建王朝抗衡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无一例外地效仿、引进、吸纳中原的政治文明，加速本民族政权向中原政权的向心和凝聚，诚如夏、辽、金；深受中原先进文明洗礼的河洛先民们，在向南方移民的过程中，带去的不仅仅是先进的生产力，更带去了先进的政治文明，促进了该地区的政治进程，如中原几次向南方大的移民，特别是闽台客家的形成，深受影响；作为国都政治文明，向外辐射的能力超乎寻常，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先进的政治文明跨出国门，影响西方世界；通过朝贡和留学生，中原政治文明到达朝鲜、日本，加速了东亚儒家政治文化圈的形成。

　　郑州大学中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王保国：长期政治中心地位，使得中原政治文化始终处于中华政治文化的中心地位，其影响早已超出了地域文化的范畴。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到两宋，历朝都城尽管频繁变更，但位置基本上都在中原或中原周围，形成了几个集中的古都群：豫中古都群、豫西古都群、豫东古都群。八大古都中的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都城所在地自然是政治人物聚集的地方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中原定都的两千余年里，共有２００多位帝王在这里掌控着诺大帝国的政治运作。其中优秀的政治领袖，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汉代盛世在他统治时期得以重现，历史上称他统治的时期为“光武中兴”。又如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基本上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又改革军事、政治、财政、科举等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卫绍生：中原政治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得风气之先和引领风骚的地位。黄帝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礼记·礼运》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封建社会许多政治家和志士仁人孜孜追求的政治理想；传说中的尧舜时代，成为孔、孟等先秦诸子高度赞美的政治清明时代。这一时代出现的禅让制，成为贤君明主自觉遵守的不成文的政治制度，尧和舜一次次禅让大位的传说，曾经令庄子、司马迁等大贤硕儒为之挥洒笔墨，不吝赞美之词；李斯提出的废分封、立郡县的政治主张，确立了政权的三级建制，对中外政治文化的影响至今可见；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选官制度，前者影响中国的选官制度三百余年，后者则沿用一千三百余年。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政治文化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曾经是引领风骚的政治理想，是具有非凡胆识的政治见解，是合乎当时时代需求的政治制度。它们不仅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面对政治文化的沉思

　　丰富多彩的中原政治文化，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那么，当我们徜徉于四大古都之间，流连在故国遗迹之内，拂去千年的尘埃，回眸久去的政治风云之际，我们应怎样去承继这笔政治文化遗产？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杨翰卿：中原政治文化，是一笔得天独厚的政治文化资源，我们应剔除其糟粕，吸收其合理部分，从而构成新型中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至少以下三点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是和谐治世、民为邦本的为政理念。历史上中原政治文化中，饱含着和谐治世、民为邦本的为政理念。周易文化提出一阴一阳之道，追求自然、社会、人际、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墨家文化主张兼爱友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道家文化向往与天、人相和的至德之世。儒家文化讲求仁政、实政、为民之政，等等，充分体现着这样的为政理念。

　　二是开放兼容、博采精论的善治实践。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全国最先从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从夏商至宋金三千多年间，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能够长期如此，是善治政治的结果。这种善治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尚贤”，即广泛地招纳任用各方面贤才良能为国理政。“尚贤”所体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从善而治的精神，而不是自我的、封闭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河南的古都名城、衙署古迹等，似乎就是对这种善治政治的历史记忆。

　　三是与时偕行、事异备变的创新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时变法”，“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等等许多政治、伦理观念，透射出来的就是这种精神。子产改革、申不害李悝商鞅变法、光武中兴、魏孝文帝改制、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等，这些大都发生在中原地区的变法改革或中兴实政，也是这种与时偕行、事异备变创新精神的写照，具有这种精神的政治文化及其实践，起着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

　　王保国：活跃在中原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家们，他们留下的政治经验与政治智慧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群集中原的政治家更是不胜枚举，如子产、商鞅、西门豹、李斯、张良、贾谊、晁错、姚崇、韩愈、赵普、王安石、司马光、寇准、包拯等等。他们中有的出生在今天的河南，我们固然应该给予特别的关注，如商鞅，由他领导的秦国的变法运动从根本上奴隶制度，为秦国最终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有的并不出生在河南，但他们的政治生涯甚至他们的一生都在河南，他们为中原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中原文化值得大书特书的，如包拯，他的故事家喻户晓，历久不衰，成为中华政治文化的宝贵财富。

　　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有为：中原政治文化内容十分广泛，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深入挖掘，合理利用。中原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军事家角逐的主要战场，也是政治家施行政治教化的首善之区。前人许多有益的政治经验可以总结，也有不少失败教训可以引为鉴戒。这需要我们深入发掘，批判继承。前人的政治活动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这也是我们宝贵的财富，这里也有一个如何保护和利用的问题。

　　涌现出的众多思想家，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都是宝贵的思想政治财富。如先秦时期的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李斯、韩非，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汉代的贾谊、晁错、桑弘羊；宋代的程颢、程颐、邵雍等。这些思想家除了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外，也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甚至开展不同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之间争鸣和辩论。

　　一些政治人物优秀的政治品格，也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如岳飞的“精忠报国”高尚情操，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崇高精神，也都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郑州作为商代早期的都城，至今已有３６００年历史。

    ■洛阳素称“九朝古都”，建都史长达１５００年，是中国建都历史最长的古都。

　  ■开封先后有七个朝代在此建都，故有“七朝古都”之称。

　　■安阳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中国最早的古代都城，有“中华第一都”之称。安阳是七朝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