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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已定于战前
一部数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演绎了商周之间一次决战的前前后后,但那也不过几十天就让人了解了整个过程。
历史上的周代替商,却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十几代人的努力。
甭管电视剧演得多邪乎,历史的真实是,这是两个朝代更替的大决战。
应该说,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也曾经历过辉煌。从初兴、中衰、复振直到全盛,商纣王(帝辛)即位后,商朝已经进入了全面衰退、危机四伏的时期。
按照历史上诸多史家的评判,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它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当空、蒸蒸日上。经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突进到江、汉流域。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姜太公),“阴谋修德以倾商政”,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稽)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各诸侯国,最大限度地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有亡荒阅”(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享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伐纣灭商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去世,他的儿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父亲遗志,遵循既定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以前史书的普遍说法)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与此相反,当周在发展势力、争取人心时,按照《史记·殷本纪》的说法,纣王却在加重压榨、盘剥人民并“淫乱不止”。此时,商王朝中大臣们都担心西周坐大,将不利于商。纣的叔父比干、哥哥微子多次劝谏,纣王根本不听。掌管朝廷祭祀、宴会等奏乐的曲乐官商容有贤名,深得民众爱戴。但纣王嫌商容凡事都要按典章制度办事,有碍他的淫乐,将商容罢官逐出朝廷。众官员见纣王愈来愈乱其祖制国法,不理朝政,和妲己、妃嫔以及几个谀臣在沙丘、鹿台日夜玩乐,都为商王朝的前途担忧。当周文王征服了黎国以后,更加引起商朝臣们的忧心。大臣祖尹前去鹿台叩见纣王,见到纣王以后,祖尹先是告诉西伯(即姬昌)征黎,招抚流亡,然后才说:“现在人心不安,甚至希望朝廷早日灭亡。请大王想想,现在如何办?”
沉浸在淫乐中的纣王当然不爱听祖尹这样的话,他说:“我的命生来是由天管的,你说这些有啥用?”祖尹见用社稷安危的话都不能打动纣王的心,只得回去。众朝臣都前往探问,祖尹叹气说:“纣不可谏矣!”
微子见纣不听劝谏,估计终有一天会亡国,就逃到民间隐藏了起来。
纣的另一个叔父箕子也是多次劝谏纣,看见微子逃走,有人劝他也逃走,箕子说:“我还不忍心离开。”就装成个疯子混在奴隶中,纣王知道后便命武士把箕子囚禁起来。比干见箕子被囚,冒死劝谏,并指责纣囚箕子是不对的。纣恼羞成怒,下令杀了比干,还对比干剖腹挖心。众朝臣见纣对自己的亲人都如此残暴,更加恐惧。于是商王朝中两个管理祭祀的乐官——太师疵和少师疆抱了宗庙中祭祀时使用的乐器逃出商都,投奔了周。
客观而言,当时商纣王不是没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也不是不想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加上此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热化,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英雄时代的悲壮出局?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看起来非常容易,似乎是一蹴而就。
按照《封神榜》说,这是“天意”。无论“天意”还是决战中的排山倒海,都掩盖了历史真相,掩盖了历史进程中的艰难和智慧。
从军事上来说,当然有可圈可点之处,胜利是周文王、周武王长期正确运用“伐谋”、“伐交”策略的结果,起到了争取人心、翦敌羽翼、麻痹对手、建立反商统一战线的积极效果。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即乘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分崩离析之机,果断地统率诸侯联军实施战略奔袭,从而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均陷于劣势和被动,未暇作有效的抵抗;适时展开战前誓师,历数商纣罪状,宣布作战行动要领和战场纪律,鼓舞士气,瓦解敌人;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善于做到奇正并用,予敌以巧妙而猛烈的打击,使之顷刻彻底崩溃。
但商纣王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却是因为殷商统治集团政治腐朽,横征暴敛,严刑酷法,导致民心丧尽,众叛亲离。其次是对东方进行长期的掠夺战争,削弱了力量,且造成军事部署的失衡。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殷商统治者对周人的战略意图缺乏警惕,放松戒备;作战指挥上消极被动,无所作为。
实际上,在周文王被拘羑里城演绎《周易》时,就已决定了商周未来的命运。
深得《周易》精髓的周统治者肯定知道,这已经是个传统英雄主义末路的时代,在相当程度上,血与火已经难以抵御智慧的征伐,武力与酒也难以像以往一样高奏凯歌,一种新的文化、文明已经在母腹中孕育,所以他们抓住了机会。
殷纣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走向农耕文明的时候,一只脚还停留在渔猎时代,它高扬的是蛮横的武力、用残酷的炮烙之刑来展示他君王的威猛,他以曾经的胜利者的高傲在醉与酒的淫乐里恣肆。
时代不会永远停留在过去,不会等着执迷不悟的殷纣王。
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破灭,周王朝新的统治秩序在中原确立,同时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也开始全面兴盛,并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礼乐被确定几百年后,一类新的文明的代言人——史学家们开始审视这段历史,一种善恶是非观于是流于笔端,就这样商纣王被斥为众恶之恶。
对商纣王罪行的揭露,文字最为形象且对后世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司马迁的《殷本纪》: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做成肉酱)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煮)鄂侯。”因为历史太过久远,商纣王是否如此,已难考究。
“中国历代,多以信为史,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新乡市对于商周文化颇多研究的苏德荣先生说,“比如纣王,他也有过自己的辉煌,他也曾经有过征伐,曾经战无不胜,但当他失败后,一切都被抹去了。”查找历史,涉及纣王的所有文字几乎没有褒义,看来要给纣王客观的评价,很难。
但有一点似乎也是无法否认的,历代史家乃至儒生为着政治和伦理的目的,不免有点儿夸大其辞,将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文王、武王的对立面——商纣王丑化。
实际上,就商纣王同周文王、周武王的关系而言,商败而周胜,除了人心向背的因素,战争的实质实际还是权力和利益之争。而在《封神榜》里,则成了以有道伐无道,即所谓“恭行天之罚”了。
说到底,历史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谁是赢家,谁也就获得了历史的解释权,获得了美化自己丑化对方的权力。
纣王无道,但从现有的材料看,周文王、武王好像也不是道德的完美化身。而且有些事情,就是按照古代世界的道德观念,也是不可取的。商纣王无道而贼民,自焚身死,已是报应。周武王攻入朝歌之后,对商纣王的尸体连发三箭,还割下头颅悬于大白之旗,且对纣王的两位妃子采取同样的残暴行为,实在不是道德高尚者所为。
鲁迅先生在《采薇》中这样描述:
“大王的车子一径走向鹿台,找到纣王自寻短见的处所,射了三箭……”“为什么呀?怕他没有死吗?”别一人问道。
“谁知道呢。可是射了三箭,又拔出轻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黄斧头,嚓!砍下他的脑袋来,挂在大白旗上。”
叔齐吃了一惊。
“之后就去找纣王的两个小老婆。哼,早已统统吊死了。大王就又射了三箭,拔出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黑斧头,割下她们的脑袋,挂在小白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