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牧野之战，新乡的文化底蕴应该说丰厚了许多，实际上，新乡所拥有的不只是牧野之战，设若以牧野之战为圆心，可以发散成牧野文化网。

　　关键是，牧野文化能不能代表新乡？

　　2004年2月，新乡文化品牌研讨会召开，为了寻找并尽快确立新乡的城市文化形象定位，新乡人在努力。在这个会上，很多专家建议，以牧野文化作为新乡文化品牌的代表和发展经济、发展旅游业的城市形象定位。

　　这一切的发生，当以牧野之战发生在相当于今天新乡地区的古牧野之地为前提。

    先有牧野 还是先有牧野之战？

　　走进新乡，处处感受到牧野的气息，除了原有的牧野乡、牧村，现在还有了牧野区。

　　为了更突出牧野文化气息，新乡市还在建牧野公园，据说这个公园将来能够全面展示牧野大战的宏大场面。

　　“发掘牧野文化，是我们提升新乡文化品位的步骤之一！”

　　新乡市一位官员如是说。

　　“发展旅游，挖掘历史文化成为新乡‘五城’创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五城创建办”苏海鹰女士说。

　　而早在几年前，在政府的支持下，苏德荣还为牧野之战写出个21集的电视连续剧，准备还原武王伐纣的本来面目。

　　但政府的努力似乎缺少基层的呼应，9月初记者先后在牧野区宣传部、牧野乡党办采访时，所接触的工作人员，几乎都难对牧野之战说出个一二，就连此战在本地进行都抱有怀疑。

　　实际上，新乡市政府需要发掘的牧野文化，除了牧野之战发生在新乡外，还有自己的地域自信。

　　专家刘海文撰文指出：据历史载，早在商代，新乡就有牧野的称号了。郦道元《水经注》说：“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

　　直到现在的人们，也常以牧野大地来指代新乡地区。牧，从牛，从攴（音扑），本义就是指商周畜牧业经济中对牛、羊、猪、狗、马的人工驯养与放牧。

　　《周礼·牧人》：“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相传，“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民为利”(《管子·轻重戊》)。《夏商史话》一书认为：“殷人之王，指的就是相土，皂是喂牛马的槽，牢就是关畜牧的圈。”“商族本来就是一个擅长放牧的氏族”。“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不仅能饲养，而且能驯服马牛负重作交通工具”。甲骨文中的牢字的本义就是圈，或者说是圈养牲畜。商王祭祀要用大量的牛羊，所以对养牲畜的畜牧业也是非常重视。这样，“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郦道元《水经注》 ），这样一片广阔平坦、水草丰茂的古牧野之地，应该就是当年商都朝歌郊外的农、畜牧业基地。

　　据《括地志》记载：“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武丁是商王朝发展鼎盛时期颇有作为的一位君主。武丁在商代历史上以武功著称，他在位五十九年。

　　后世商王为他立庙，尊称为高宗，古书中又称为武王，并说他“享国百年”(《汉书·五行志》）。武丁不仅创都朝歌，还对农业、畜牧业非常关心、重视，经常亲自到一些农牧地区去视察养牛的情况，甲骨卜辞里有“王往省牛”。这时，古牧野也是当时武丁始都朝歌郊外的农、畜牧业基地之一。在《夏商史话》里，孟世凯先生认为：“牧是商王派驻各地管理畜牧的武官。”据此，古牧野之地不仅是商都朝歌郊外的农、畜牧业基地，牧野之称又说明，它还是由商王任命的“牧”进行管理的地方。牧野之名，至少也应该开始于朝歌为商王武丁都城之际。

　　古牧野之地究竟有多大的覆盖面积？据《括地志》记载：“卫州城，故老云周武伐纣至商郊牧野，乃筑此城。”这说明今天的卫辉市辖区属古牧野之地。《荀子·儒效》记载：“武王之诛纣也，……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压于牧之野。”即是说今天的辉县市的百泉是武王伐纣之师在战争前夜的休整宿营地。古牧野的北界与南端，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说“自朝歌南至清水”，于是，专家认为古牧野之地与今天新乡下辖的四区八县大体相当。

　　“是先有了牧野才有了牧野之战，如果没有牧野，也就无所谓牧野之战了。”苏德荣先生说，“自古以来，牧村都是这个称呼！”

　　也是，3000多年了，很多人与物事或许都已雨打风吹去了，但牧村还在，周围的鹰扬村也在，这些村落以特别的方式留住了那段历史。

　　它们以无声的语言求证着一个历史的真实：牧野大地，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它不仅代表了早在商武丁时间始都朝歌而形成的商郊牧野的农、畜牧业基地；同时，它又是武王伐纣灭商的牧野之战的古战场；它还成为与之覆盖面积大体相当的新乡地区的代称。

    牧野文化是新乡骄傲的存在

　　无论怎样，牧野大地、牧野之战和牧野文化，已经成为新乡骄傲的存在。

　　而牧野之战，因为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特殊性，显得愈加招人眼目，也成为牧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

　　专家刘海文认为，牧野文化其实代表了以前新乡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内涵。

　　牧野之战，一个偏隅西土的小邦周竟以区区不足5万人的兵力，将拥兵70万之众的大邑商打败。而且，周师“兵不血刃”，而是让“纣师皆倒戈以战”(《史记·周本纪》)，直杀得助纣为虐的残余势力“血流漂杵”，而指挥这场战争的周武王却是轻松地“一戎衣天下大定” (《尚书·周书·武成》)。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不仅是堪称奇迹，而且是近乎于神话。

　　巧合的是， 商的开国君主成汤灭夏之际，也发生了类似的鸣条之战(古鸣条经现代多数学者认定就在今封丘东，也属于新乡地区)。

　　《诗经·商颂·长发》描述了汤放桀的整个征战经过：“(汤)武王载旆，有虔兼钺，如火烈烈，则莫我难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吾昆夏桀!”孟子也评价说：“汤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孟子·梁惠王下》)古书上将鸣条之战的汤放桀灭夏和牧野之战的武王伐纣灭商合称之为“汤武革命”。

　　《周易·革》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的本义是指皮革，制兽皮去毛而为革，因此又有了变更的新义。夏、商、西周三代，都相信他们是由 “天命”而立国。因此，先秦三代之际“革命”的本义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兴替，新兴的王朝变革了天对旧王朝的任命，简言之，“革命”就是变革天命。如此，“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就是商对夏的替代、周对商的替代都是顺应天命和民心的。
　　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谈到三代礼法制度，坚信三代在礼法制度上是承前启后的相互因袭，但同时又有所废止和增加即损益；他认为，周的礼法制度是借鉴了夏商两代发展起来的，是最为丰富、最为完善的。所以，孔子虽为殷人之后，却又极力去赞颂周的礼法制度。

　　史称“汤武革命”的汤放桀、武王伐纣，都发生在现在的新乡，他们通过灭夏建商，灭商建周，完成了三代更替的中间大业。三代更替，逐鹿中原，无论是前朝忠臣关龙逄或微子、箕子、比干；还是后朝开国的明君、重臣商汤、仲虺、伊尹或周文、武王、太公望、周公旦，他们的忠贞不渝或是开拓进取、英勇善战、勤政爱民、以德治国的精神和功绩，无疑都对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各个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刘海文认为，牧野文化至少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一统天下”的意识和三代社会的进步。古代中国“一统天下”的意识，可以追溯到夏王朝的开始，甚至于更遥远的“人文初祖”黄帝时代。大禹建立的夏朝，就已经是“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统一了万国诸侯；商汤立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武王伐纣，“及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百七十三国”；直至春秋战国，还存在着许多大小不等的诸侯国。由此可见上古三代的王朝统一，从极为松散到渐趋联系密切，表现出摆脱狭隘的血缘父系家族组织的进步趋向。正如《诗经》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明周代比夏、商的一统天下的意识更加强烈、更加明确。而且，统一王朝的确立，为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因此，牧野之战周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上继承了 “禹克三苗”、“汤放桀”、建立王朝一统天下的进步趋向，使西周王朝成为三代的鼎盛时期；同时，又下启了春秋战国乃至秦的大一统传统思想的形成和实践。

　　另外，“汤武革命”被后世视为正义战争的典型范例。孟子认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废兴存亡者亦然。”由是，古人得出结论：兵之胜败在于政。以天命观为主导的英雄主义因此退场，以德治国的思想由此萌发。武王伐纣取代殷商王朝，这场历史变革带给人们对人的作用与价值的认定和对传统天命观的动摇和淡化，周天子在统治阶层内部强调“明德”（即最早的“以德治国），对后世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发生在古新乡的“汤武革命”还对后世的礼法制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气节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 “汤武革命”中的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对春秋战国儒家的“仁者爱人”、“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提供了直接的历史事实依据；对墨家的“非攻”、“尚贤”、“尚同”思想也有直接影响；老子受三代思想的影响，以“道”这个命题，成为完全抛弃宗教神学的第一个哲学家；依据周武王“兵不血刃”，“一戎衣天下大定”，孙武在《孙子兵法》中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军事境界，也是由牧野之战而得出的。

　　商纣王和周武王不会想到，这么一场一天决定胜负的战争，竟然被人们谈论了3000多年，而且注定还要继续谈下去。

　　他们更不会想到，以他们为代表的牧野文化，会让一个国家获益良多，让一个地区如此被人关注，也许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启动器。

　　但似乎牧野之战的影响还不止如此，未来究竟怎样？也许只有天知道。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绝不是《封神榜》里那种可以借助神力厮杀的简单战争，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走近它，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