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副以苦行僧的执著，先至建康(今南京)，栖于钟山定林下寺。梁武帝萧衍为僧副建了一座开善寺，但僧副不恋安乐，四处传法。他上岷岭，赴峨眉，禅法自此在四川传播。

　　达摩两位弟子一南一北苦行传法，对于禅宗的传播意义重大。在南北朝对峙的当时，仿佛只有宗教可以自由行走。

　　慧可在今南阳一带传法时，收下一弟子，该弟子被称为“那禅师”。那禅师原本是讲习《礼》、《易》的儒士，遇到慧可后便与其他学士一起出家为僧。宗教以心拴心，相续传法。那禅师的弟子慧满，是河南荥阳人。慧满住无常所，一边乞食，一边传法。一日，大雪纷飞，慧满在嵩山会善寺旁的墓冢间夜宿。第二天，他才入会善寺拜访他的法友昙旷法师。如此以苦为乐，可见当时僧侣之境界。

　　慧可北上之时，少林寺的许多僧人或去了邺城，或隐居太行山间，那时的少林寺非常荒凉冷落。

　　公元574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以佛、道二教“不净”为由，下诏取缔佛道两家。577年，少林寺被废。

　　周武帝“灭法”之时，佛家人纷纷造塔、刻像、藏经，以便存留佛经佛迹于后人。现存于少林寺碑廊的北齐“一佛二菩萨造像碑”和“十八盘”路边发现的北齐时代的小石窟，被佛学考古专家温玉成认为“不是偶然之事”。温玉成说，泰山、北京房山的刻石经，应该都是那个时期僧人们惶恐之下的产物。

　　为时局所迫，慧可、昙林等隐于山林，共同守护经书佛像。此时，慧可已是耄耋之年，不久就辞世了。弟子们把慧可葬于河北邯郸市东南的一个小村落边。今天，这个村子名叫二祖村。

　　这次短暂的周武帝“灭法”，是少林寺历史上第一次遭难。3年以后，北周静帝宇文阐又恢复二教，少林寺改名陟岵寺。一年后，陟岵寺又恢复为少林寺。

　　在少林寺遭难之时，虽然有一些少林僧人散落他乡，但应该也有一些僧人抱着希望固守原地吧。这只是我的猜测。不过，当现已耄耋之年的素喜法师记忆犹新地追述“文化大革命”中少林寺的境遇时，我坚信了自己的猜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素喜法师说：“那时寺里只剩十来个和尚，我还算年轻些，其他的都六七十岁了。那时的感觉真是死一个少一个，没有香客，也没有人敢出家当和尚。没有早晚的佛课，我们也不敢念经，就守着几间破矮房。好在那时还有28亩旱地可种，我们像社员一样还养了牛和羊，换些油盐，那时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图12)

　　行政、德禅、素喜等僧人是“文化大革命”时代少林寺的守望者。1966年，当郭店学生准备炸毁西塔林时，和尚们及时通报上级，护住了塔林；1974年4月，考古专家温玉成带着两名助手到少林寺进行考古调查时，德禅大师隆重地披上袈裟，肃立于山门迎候。这些从民国到新中国一直留守少林寺的元老们，维系了千年古刹的“香火”。

　　素喜说：“那时种地是最大的幸福，种地也是修禅呀！”这让我想起在温玉成家的客厅里，我虔诚地向他问禅，温先生随口就说：“担水劈柴也是禅，连狗也有禅性，关键是看心。”禅宗一派，最重心境。

　　慧可的禅法，历僧粲、道信、弘忍、神秀、法如、慧能等，延续至今。

    慧能:别开生面传禅灯

　　清晨5点一刻，板子声惊醒了少林寺一夜的寂静。寺里的僧侣习惯了这木板子单调悠扬的声调，他们也习惯了闻声起床，然后去大雄宝殿集体上早课。

　　我站在寺院的古老碑刻之间，目的单纯地隐身旁观。夜色朦胧里，僧侣们匆匆飘然而过，碎步掠地时飒飒作响。当僧人们在大雄宝殿大门前迈过门槛时，我注意到，先迈左脚的僧人走东边，先抬右脚的僧人立于西侧。他们站在各自的位置上，无声地等候那鼓声、磬声的引领……

　　眼前的情景让我想起司马光的那句感叹。千年前的一天，司马光游览洛阳寺院。正在寺院中散步，忽闻寺院中撞钟击鼓声。钟鼓声中，就见和尚陆续进入斋堂。司马光来到斋堂一看，和尚们一排排默然而坐开始进餐，很有次序很有规矩。这位北宋一代大儒感慨不已，对左右语：“三代礼乐之制竟在当今佛门中盛行呀！”

　　少林寺大雄宝殿中的红蜡烛一一燃起，微弱的烛光映着“三世佛”(中为释迦牟尼，东为药师佛，西是阿弥陀佛)，诵经声随着磬声而起，那声调与其说是诵念，倒不如说是哼唱。坐在僧人之中微闭双眼，两手合十，须臾，你会感觉一切都在上升……

　　出了大雄宝殿，那吟诵之声便显得悠远了。伫立在大雄宝殿的月台上，借着路灯的微亮，我看到西侧的六祖殿大门紧闭着。寂寂的晨色中，六祖殿中的六祖能听到今日后辈虔诚的颂唱吗？

　　●去繁就简东土高僧消化佛教

　　说到禅，写少林，绕不开和六祖的渊源。今天的六祖殿中，六祖塑像分北南两侧而立，北为初祖达摩、三祖僧粲、五祖弘忍，南为二祖慧可、四祖道信、六祖慧能。

　　六祖的功绩是什么？后人何以专设殿堂敬奉他们？谈到六祖的功绩，还要从古印度人的啰唆说起。古印度人似乎不怕麻烦，他们在创立佛教的同时，也把繁琐的习惯带入宗教的教义。一个简单的意思，他们喜欢反复说。

　　佛教教义是进口货，若想让中国人了解，还必须翻译。翻译繁琐的佛教经典是一项苦差事。1500年前建立少林寺，正是为了安顿印度僧人跋陀，方便他译经。跋陀当年译经的场所叫甘露台，其遗址尚存，就在少林寺西围墙外二三十米的地方。玄奘从印度回国后，曾两次上书唐高宗，请求到少林寺修习禅观和翻译佛经。高宗以玄奘已是佛学大家，无须入少室修炼为由，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禅宗六祖抛弃了印度传统佛教啰里啰唆的缺点。

　　三祖僧粲是一位很神秘的人物，他的历史至今不详。《续高僧传》没有介绍僧粲的文字。从《法冲传》中可知，他是慧可的弟子。

　　四祖道信俗姓司马，7岁出家。12岁那年，道信到今安徽省潜山县的天柱山修禅。僧粲当时正在那里隐居，遂收道信为徒。两人相处10年后，僧粲决意到广东一带去，并且不让道信跟随。道信得了僧粲的衣钵，是为禅宗四祖。

　　道信原计划去南岳衡山，但因战乱没有成行。后来他应邀到了江州(今九江市)庐山大林寺，一住便是10年。此后道信又到了与江州一江之隔的黄梅县众造寺。他很少入住寺院，大部分时间都在风景如画的双峰山修禅。道信住在山上时，不少弟子跟着他。在远离尘嚣的山区，道信和弟子们开荒种地，开创了“农禅合一”的寺院经济制度。这意味着僧人开始摈弃乞食的传统，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基础。

　　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道信在双峰山建成了一座禅院。到贞观末年，这座禅院中的僧人已达500多人，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五祖的弘忍。 651年，道信去世，弘忍在禅院西北的山冈之上为师父造了“真身塔”。今天，这座禅院已改名为四祖寺，塔也成了毗卢塔。不过据佛教考古学家温玉成说，1998年5月22日，他冒雨登临双峰山时，再也领略不到古人描述的“明月如水山头寺，仰面看天石也行”的景致了。

　　弘忍(公元601～674年)是黄梅县人，俗姓周。他也是7岁出家，最早在庐山大林寺，后跟随道信到了双峰山。道信去世之后，弘忍在双峰山之东又建了一座寺，称为东山寺。在弘忍时代，黄梅县成了“楞伽”禅法的中心，人谓之“东山法门”。弘忍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收了许多高徒，其中最著名的有五大弟子，即神秀、道安、智诜、慧能和法如。当时弘忍最器重的是神秀，可最终是在寺院做杂活的慧能成了弘忍的接班人。

　　六祖慧能原名卢能，祖籍范阳，生于广东新会。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他投往弘忍门下，终日在寺院里干活，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普通小和尚。 8世纪以前的史料并没有记录神秀与慧能作偈(偈就是佛经中的唱词)明心的说法。可关于弘忍传法慧能的故事太著名了，以至于是真实还是相传都无所谓了，没人去较真儿。

　　我们不妨重述这个故事，从中当可理解禅宗修行重在心悟的要义。

　　一日，弘忍召集众徒，坐定后令徒弟们作偈，以择选接班人。这颇似灵鹫山佛祖传法大会，不同的是释迦牟尼似乎玩的是哑剧，弘忍导演的是一场更具中国文人色彩的赛诗会。神秀作为上座弟子，自然先题一偈：“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见了此偈，连连称好，不承想慧能在一旁很不以为然：“欠佳欠佳！我也来一偈。”因慧能不识字，他口述，请人代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弘忍闻罢，吃了一惊，摆摆手散了场。

　　是夜，弘忍召慧能入禅室，将衣钵法器传于他。慧能遂包裹着衣钵往老家广东去了。其后弘忍一连三日不出禅室，众问其故，始知杂役小和尚慧能竟得了师父的衣钵。

　　慧能果然不凡。他在家乡住了30年，把慧可、僧粲、道信、弘忍的学说融会贯通，创立了“顿悟”学说。他的弟子像孔子的弟子一样，把慧能的语录整理成了一部《六祖坛经》。有学者以为，从创新的意义上讲，慧能才是真正的禅宗初祖。

　　●两宗相争“南能北秀”各展身手

　　最初，神秀和慧能并没有“北宗”和“南宗”之争。慧能走后，神秀仍然奉行达摩的禅旨，即保持《楞伽经》的渐修禅法。

　　北方的神秀，后来成了“两京(长安、洛阳)法主”、“三帝(武则天、中宗、睿宗)国师”，是能够出入皇宫的大和尚。武则天心仪“东山法门”，是在弘忍去世后的20年，即公元700年。据史料载，武则天对神秀给予了超乎寻常的礼遇：与之并肩上殿，甚至还向神秀行跪拜之礼。

　　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在少林寺为其亡母杨氏建了功德塔，建塔花费的银两来自武则天的爱侄武三思。据推测，杨氏的功德塔就是西塔院内的“十级方塔”，这座塔的形状很像西安的小雁塔。那个时期高宗李治、武则天常到少林寺看看，少林寺沾了不少皇家之气。

　　岭南的慧能，显然没有像神秀这样享受到“皇恩浩荡”。不过，神秀似乎永远是慧能的陪衬。公元734年，在滑台(今河南省滑县)大云寺的辩论会上，慧能的弟子湖北襄阳人神会击败了北宗。十年后，神会被邀至洛阳，大讲慧能的“顿悟”学说。此时，北宗神秀的两大弟子普寂和义福已先后过世，几乎无人能出面与神会抗衡。此时的北宗已成了保守派，依然坚守其“渐悟”禅法，到唐末就逐渐衰落了。(图13)

　　神会死后，唐宗室李巨派人把神会遗体迎回洛阳下葬。1983年，在洛阳龙门西山唐代宝应寺遗址，专家找到了被称为七祖的神会大师的墓地。

　　早在公元712年，《大通禅师的碑》撰写者张说就呼吁立神秀为六祖。可最后在唐德宗时，南宗被定为达摩正传，禅宗成为东土佛教最大的宗派。

　　其实南宗、北宗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北宗是依佛理渐进修炼，好比是坐火车，一站一站地到达目的地；南宗的顿悟是坐飞机，一闪念间就到了，中间少了许多麻烦。或许是中国人讲究简单吧，最终是南宗赢了。南宗的顿悟，也传奇得很，据说听到隔壁的驴叫，也能让人大悟。

　　中国人的南宗、北宗之争主要是文斗，不武斗，还不是很极端。在唐代佛教史上，与玄奘齐名的义净西行印度时，曾目睹印度僧人为学术之争做出种种极端行为。那些印度僧人一气之下，有投恒河溺水的，有上伽耶山跳悬崖的，还有自己饿死自己的，这些都被义净视为“外道”。

　　除了神秀和慧能，弘忍的另一高徒法如也曾经名声显赫。

　　法如塔在从少林景区大门往东去的路上，那是一座立于台上的方形砖塔，碑文是《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

　　法如一直是个相当低调的僧人，他追随弘忍长达16年时间，而慧能只是一位在东山寺待了3年还没剃度的“行者”。直到师父去世后，法如才离开东山寺，在淮南游历了9年。法如是唯一可能得到弘忍“临终遗嘱”的人。

　　法如于公元683年北上嵩山，居于少林寺。因为不事声张，众僧都不知法如的来历。

　　直到3年后，有人才惊讶地发现法如乃一代大师弘忍的五大高徒之一。于是洛阳的高僧大德蜂拥而至，请法如开讲禅法。法如推辞再三，他说，言语不讲，则真谛不会消亡。

　　法如最后还是讲了，但他没有收徒。在络绎不绝的求法者当中，只有李元珪(公元644～689年)自称是法如弟子。元珪于公元675年剃度，他在洛阳敬爱寺遇见法如，法如没有向他传法。随后在聆听了法如的一次讲法后，元珪慨叹：“尝闻千载一遇，今谓万劫难逢！”

　　元珪后来师从神秀，却老是念叨法如。神秀的得意弟子义福最早也是要投奔法如的，而法如已去世，只得改投神秀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