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有名的反面形象，白脸。不过，跟那些历史上同样的反面形象昏君奸臣不同，他的脸之所以变白，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昏暴，挖了忠良的心肝下酒，宠了多少心肠特坏的女人，或者是说了什么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之类的浑话。仅仅是因为他要当皇帝，准备了洪宪帝制以及两套龙袍，逼前清的小皇帝溥仪让出了三大殿，预备登基。换言之，袁世凯之所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主要是因为他开历史的倒车，跟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进化论开玩笑，违反了历史进步的直线行进律。

   由此，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成全了历史进化论，没有让政治的现代性的进程倒退，也造就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即，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复辟和倒退注定要失败。

    然而，袁世凯成全了进化论，但历史却并不如此宽宏，多少年之后，至少某些明眼人突然发现，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被辛亥革命赶下台的皇帝，也并没有真的从人们心中消失，于是忙着回过头来看历史，一时间，有关袁世凯和孙中山的话题又热了起来，连一向热中于炮制皇帝戏的电视界，也推出了《走向共和》，让孙、袁这对冤家大放其电。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的新作《袁氏当国》在国内出版，应该也是回应有心人回头看的一个不小的热闹。

    我最早接触唐德刚的文字，还是在1980年代的初期，凑巧在一本所谓内部出版的《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里，看到有唐编辑的胡适口述史。说实在的，那口述史正文其实平平，了无胜意，倒是唐德刚那夹叙夹议的注释，很是引人入胜。唐氏的文字不惟老辣，而且透着过来人似的透彻，如老吏断狱，往往一语揭破谜局。可惜的是，眼下摆在我案头的这本唐氏的新作，却如放了太多年头的腊肉，虽然还是腊肉，少了一点应有的风味。

    可以看得出，作者对袁世凯和孙中山都怀有历史学家特有的温情，立脚处也相当中立，没有国共人士所特有的立场。不过，可能是作者只是将一些随手的札记连缀成篇，深度的思考不足；也许是当年过多的口述史的整理，不经意间被传主的意见所左右，总之，《袁氏当国》只有片段的精彩，比如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关于当年民国政府顾问古德诺，关于国民党“二次革命”等等，都还找到唐氏当年文字的风韵，尤其说到民国北洋时期办外交的“专业人士”何以成了不倒翁的那段文字，真是爱煞个人。然而，通篇看去，这样的文字在全书中并不多见，相反，我们在书中看到了不少的游移，不少的武断，甚至还有一些掺杂着大路货资料的老生常谈。

    袁世凯复辟是一出悲剧，正因为这出悲剧，中国陷入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考究其原因，唐氏没有像西方著作那样直接点明，但事实上列出两大理由，一是制度设计的扞格与制度与人的冲突，二是袁世凯本人思想境界之旧。此论固然突破了过去仅仅在袁氏个人品质道德上转、围绕着“皇帝梦”三字做文章的窠臼，但依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先说制度问题。辛亥革命一开始建立的政权性质是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直接领导内阁。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先进的，而中国学西方就要“法乎其上”，所以，一上手就是大总统云云，中国的华盛顿云云。然而，待将政权交给袁世凯之际，为了牵制这个枭雄，同是这些先进分子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又将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内阁制（实际上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总统和内阁之间，加了个总理，由总理负责领导内阁。唐氏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制度转换，是革命党人想要“虚君”，而袁世凯根本不想做虚君，“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

    不错，当时的革命党人，的确在制度设计上欠考虑，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制度有着近乎神圣的迷信，像当时的名记者黄远庸说的那样，幻想着只要民主共和的旗帜挂在城头，中国就可以立马改变了模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对民主制度的虔信，只是把这种制度当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国古老的权力技术嫁接起来的工具。

    所以，怪事就出来了:以彻底地学习西方的旗帜下的革命政府，不仅随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夺公民权利（比如剪辫），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内，随意改变政体。然而，革命党人的错误并不足以导致袁氏最终的帝制自为，跟后来的军阀混战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唐德刚先生不是考证过了吗？宋教仁被刺案最终并没有跟袁世凯的直接联系，袁跟宋案的关系更可能像后来的蒋经国跟江南案的关系一样，是手下过于忠实之徒将马屁拍到马腿上的结果。

    而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不也是革命党人自己先打的第一枪，而且连蔡锷都对此表示声讨吗（实际上许多革命党人也对此不以为然，三督之中，广东的胡汉民和湖南的谭延闿实际上都是被迫参加的）？是国*民*党人自己破坏了宋案法律解决的可能，既然如此，袁世凯有必要跟革命党人一般见识，毁掉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吗？事实上，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的大胜，很难说一定刺激和威胁到了袁世凯的地位。因为我们看到当时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对于国会选举，并没有动用他的行政和军事资源进行干预，一任国民党高歌猛进（事实上，这种干预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容易的，后来的段祺瑞在资源远不如袁世凯的情况下，还成功地操纵了一次国会选举[安福国会]），而且，就当时而言，连宋教仁自己也清楚，就算是由国*民*党组阁，当时的政体也是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总统依然是强势，大选的胜利，距离威胁袁大总统的宝座还远着呢。

    更何况，当时的国*民*党诸巨头孙、黄、宋等人，或者沉迷于修20万公里铁路，或者沉迷于宪政，头脑里有没有夺*权的概念都很难说。退一万步说，就是算是国*民*党的“抢班夺权”行为刺激了袁世凯，那么经过一系列成功的政治和军事运作，袁世凯不仅消弭了国*民*党的势力，也消灭了原来对他的种种制度上的限制，甚至成功地赢得了舆论的同情，有什么必要非要一步步走到帝制的火炉上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最终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不仅是终身总统，而且还可以传子（指定下届总统），就算袁世凯是个超级的野心家，皇帝的名位对他真的就那么重要吗？富有政治经验、老于世故的他，难道看不出这里的政治风险吗？为了一个虚名而去冒险，像个“当代曹操”的作为吗？

    当然，对此，唐氏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袁世凯的思想旧，满脑子都是中国传统的统治术。这一点，相信熟读《资治通鉴》的唐德刚先生，特别有感觉。的确，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怎么看都有古代权术的影子，唱了很多看似高明的老调子，玩了些许其实并不高明的小伎俩。唐德刚采访过的顾维钧（当时做过袁世凯的英文秘书）也认为，袁世凯根本没有对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仰。当然，袁世凯从教育背景来看，的确比孙中山要旧些，但这个背景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袁世凯必然头脑冬烘，不会赞同向西方学习。唐氏自己也说，在清末新政的时候，袁世凯是个相当新的人物。

    其实，当时的袁世凯岂止“新”，他可以说是新政的关键，新政以全面学习西方为目标的改革，在军事、警察、邮政、司法、行政和教育等诸方面，都有他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当时的他，甚至跟立宪派也有密切的联系，清朝的预备立宪，如果没有他这样的重臣推动，肯定不会那么快。从那时起，他的夹袋中就已经储备了一干受过西方教育的人才，其学识和对西方政治的认识，并不逊于革命党人。退一步，如果非要说袁世凯思想旧，那么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孙中山旧不旧呢？当时的袁世凯不过是在抓权揽权集权，但民国的各项改革比如司法、行政、警务、税收等等仍然在一板一眼地进行，绝不含糊。

    可孙中山却执意要将一个原本已经很有西方政党色彩的国民党，改造成帮会式的中华革命党，所有党员分出等级，都要对他绝对效忠，还要打指模宣誓。这一套，唐氏说是来自基督教的仪式，错了，那是孙中山当年在檀香山致公堂（洪门）做洪棍时学来的，不信，可以查查洪门的《海底》。唐德刚先生说此时的孙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还是不对，其实是一面，只是孙中山走得更远，一头扎到极端专制的黑社会去了。

    无论古今中外，凡是一个国家大的政治举措和制度的变革，背后必有当局者对情势的考量，主观的因素往往只起次要的作用。晚清以降，由湘淮军兴起导致的地方主义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内轻外重，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已非一日。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太后去世后朝廷的满族新贵，不惟成立皇族内阁，开罪了立宪派，还贸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结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地方势力，导致众叛亲离的结果。群龙无首的武昌起义革命士兵，只是在恰当的时机，点着了本该燃烧的干柴。